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西方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与近代中国学术界颇有渊源。他广交中国学者,其著作在我国学术界也甚有影响。然而,他的治学方法(以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虽在中国赢得了部分信徒,但各派学者对他的批评并不少见,且中国主流学界并不认可他的成果。魏特夫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情形,若比较兰克、伯希和、白鸟库吉等人,便能说明外来理论学说为什么需要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结合点,始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盲目接受西方某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而不考量本土文化因素,这种尝试鲜少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治水社会”和中国社会——兼评K·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本文以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地理、气候等历史记载为依据,认为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治水农业”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他的东方“治水社会功能导致专制社会”的立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为,造成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深层原因,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结构为内因,以抵御外敌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为外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还就如何历史地评价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征以及中固历史发展道路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魏特夫陷阱和东亚的复兴

魏特夫陷阱和东亚的复兴孙达人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这也许是因为魏特夫的经历很特殊，以致可以说具有戏剧性。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以毕生精力研究东方社会；他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他曾当过共产党员和德共中央...

水利灌溉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兼析魏特夫“治水──专制主义”理论

水利灌溉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兼析魏特夫“治水──专制主义”理论姚伟钧水利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在以农业为主导经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水利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为重大。水利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且也是农业和社...

评魏特夫的“治水国家”说

评魏特夫的“治水国家”说李琪国家权力的起源问题，历来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近代英国学者洛克的《政府论》，再到当代欧美许多学者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均对国家权力的产生及其演变...

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魏特夫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

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背后是魏特夫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自20世纪80—90年代末基于批判立场的“自觉”传播,再到迈入21世纪以来的回响与转向,时至今日,这种过程依旧不断地进行着,越发兼具中国主体特色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亦可以看到魏特夫史学思想具有异质的学术生命力。若考量这种生命力,会发现在历史研究中更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非历史”的经验与认识,它们通常使历史研究者能够以崭新的视角,更加客观、冷静的立场看待与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但同样有可能像《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般带来截然相反的效果。因而必须要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更加积极、平和、开放的心态面对当前和未来的类“魏特夫”。

论卡尔·魏特夫的东方国家起源说

美国东方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东方国家起源于‘治水’；东方国家的进程是原地循环”两个论题。本文主要对第一个论题进行分析，指出：治水不是东方国家的始基，东方国家的产生是出于经济和阶级原因。

魏特夫与史华慈关于“毛主义”的争论述评

魏特夫和史华慈在1960年围绕"毛主义"展开一场争论。魏特夫既认为"毛主义"的农民政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观点的延续,不具有独创性,又指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体现"毛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均是因为他未充分认识到其背后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史华慈一一回应了魏特夫的质疑,他关于"毛主义"的概念是基本可取的,毛泽东领导的独特的中国革命实践,必然产生新的指导思想。

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超越“东方主义”——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谈起

"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研究领域影响甚深。本文从探讨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着手,分析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笔者认为,魏特夫的浓厚东方主义情结、"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宏大叙事的理论模式以及静止、片面的眼光使其研究结论难以成立。要克服"东方主义",就应当在史学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东方主义",推动历史学健康发展。

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实质的曲解——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理论基础是所谓“治水社会”。他是以“治水社会”为出发点论述他的“核心概念”——“东方专制主义”的。他说,他之所以采用“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名称作为他这本著作的书名,是“为了强调我的中心概念的历史深度”(《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导论,第1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在正文中注明页码,不另加注。如引自该书的“导论”、“序言”和“前言”,则在页码前分别注明);而这本书的“宗旨”就在于“为奴役和自由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答”(前言,第58页)。魏特夫把“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社会”作为“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的“同义语”(导论,第19页);他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亚细亚式的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序言,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马克思与魏特夫的比较研究

在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探索中，东方社会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则构成了他论述东方发展道路的理论前提。可惜的是，基于资料的缺失或者意识形态的考虑，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宏伟建树长期得不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许多人甚至把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等同于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一提起“东方专制主义”，首先想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敌视和攻击。因此，重新清理马克思的这份思想遗产，厘清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学者错误理解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态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及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出版以后,史学界一些同志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进行了评论,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东方专制主义》从问世之后,就是一本很有争议的著作。魏特夫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甚至西方一些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东方专制主义》书中强烈的反共色彩也不以为然。但是这本书在国际上也得到一些人的称赞,有的人甚至把它和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几十年来,在一些国际论坛上,无论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是关于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讨论,都可以看到有些人引用魏特夫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治水与水利农业文明——评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论

一、“治水专制主义”:一个“概念结构” 的模式 几千年来,生息繁衍于亚洲东部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辉耀于世的水利农业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这一奇特的东方文明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能够萌生发育以至滂沛九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宏大课题。

评魏特夫的“治水社会”

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一本宣扬东方各国极权主义的理论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别出心裁地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社会,如西欧、北美和日本,其余部分则是治水社会。非治水社会的农业,由于靠“雨水灌溉”,不需要依靠人力组织大规模的协作,因而没有形成专制主义;治水社会主要发生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农业不能靠“雨水灌溉”,因而只能利用人工灌溉的“治水”工程来克服供水的不足与不调。

魏特夫与印度史——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有关印度历史的论述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在亚洲各国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多年来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出于各种原因曾围绕此书进行激烈的争论。然而它在印度的历史学界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是传统学者对这本著作都不以为然。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古代希腊的历史

自从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欧洲的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承认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有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对于这个问题,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明确指出,并且不断根据新的历史事实深入阐明,尽管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曲折。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早期思想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裔美国社会学家魏特夫著述《东方专制主义》的中文译本一经出版,立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激烈的批判。魏特夫不仅因其露骨的反共立场,更因他对建立在大型治水工程基础之上的所谓'治水社会'所抱有的悲观宿命论,在中国学界成为长期备受争议的人物。与政治学研究中,将魏氏的政治理论作为抽象的整体,进行再考与重估的手法不同,本文作为思想史领域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相关史料勾勒出早期魏特夫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变迁。本文将通过考察魏氏的诸文本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揭示魏特夫从一名德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演变成为'东方社会停滞论'说客的过程,同时追溯魏氏置身其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学术空间的变化与他的思想转变之间的关联性。

“停滞的中国”实现不了现代化?——魏特夫的中国之行及其东方社会思想的转变

东方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是西方学者研究非西方问题时难以摆脱的阴影,进而也困扰着受惠于西方理论资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廓清西方学者形成东方主义式认识的过程和机理,可能是中国学界走出“自我东方主义”困境的必要一步。20世纪西方著名中国和东方问题学者魏特夫曾受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影响,他提出了“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学说,认为传统中国因庞大且频繁的治水需要而陷入专制主义,这些理论具有典型的东方主义特征。江珮、张亮的文章发现,1935~1937年的中国之行,是魏特夫从“中国进步论”转向“东方停滞论”的转捩期。他们通过系统考察魏特夫来华期间及来华前后的文章和书信,清晰地呈现出魏特夫思想转变的轨迹,并指出其东方社会思想在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误读,在历史层面对传统中国、日本社会结构和特征的认识则失之片面,因而陷入东方主义的窠臼。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和魏特夫对它的曲解与歪曲

魏特夫一再声言,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系统发挥的关于“治水社会”的理论,是以“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和半亚细亚俄国为基础的”。他一方面认为,“从1853年起到他去世时为止,马克思一直同意亚细亚概念”,“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社会和新的世界史概念在认识上的突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札记》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普遍主义的历史概念”,但是“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葛剑雄秦汉的统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秦始皇灭六国后的一统局面尽管没有能像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①，但取代秦朝的汉朝却持续维持了三百多年，不仅保持了秦朝的疆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