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观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明初魏观之狱试探

在明初魏观之狱中,苏州知府魏观及文人高启、王彝不幸罹难。此狱实际上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排斥异己、巩固皇权而兴起的一场冤狱。剖析这起典型案例,可以加深我们对明初历史的认识。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

再论高启之死

自明初迄于当代,关于高启之死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诗得罪说、辞官得罪说、苏州人身份说和政治斗争牺牲说。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高启之死的真正原因。其实,高启之死是明初众多文人罹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死仅仅是因为在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反复无常及雄猜好杀的背景之下因"魏观案"连坐而死。高启之死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因政治忌讳隐晦其辞,后人更热衷于附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务求深刻的思维方式。

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诗人高启死因探析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秘事而招来杀身之祸,实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的诗文中的一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开始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士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言行。

碑与礼:明代苏州乡饮酒碑的重建情境及铭文书写

《乡饮酒碑铭》的作者为明初文人王彝,围绕这篇铭文,前后共有三次立碑。初次建造的石碑见证了明初苏州府在树立地方礼教形象时遭遇的挫折。随后两次重建则反映了纪念碑的复杂性:镌刻同一篇铭文的石碑能够用来纪念不同的人物与事件。文徵明书《乡饮酒碑铭》是第三次立碑的产物。在现存《乡饮酒碑铭》的多个版本中,文徵明书《乡饮酒碑铭》独到地修正了早先版本的错误,体现出他对于乡饮酒礼和《仪礼》等经典的正确认识,为理解书画家文徵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三元和会》与傩堂戏

前不久,德江县土家族文艺资料搜集小组从稳坪乡长兴村魏家寨七十九岁的土老师魏观跃处,征集到一本韵文手抄本《三元和会》。手抄本共七百余行,分为“上元和会”、“中元和会”和“下元和会”三部分,合在一起全名《新集三元和会科式》。手抄本的纸质系手工生产的皮纸,已经十分陈旧;字迹尚清晰,但书艺不高,且错字脱字不少,大约出自粗通文墨的土老师之手。手抄本末尾落款为:龙飞壬申年五月蒲节(端午节)誊写,沿邑(沿河县)谢氏录。据魏观跃老人说,这个手抄本是他青年时代学习傩堂戏时,由老师连同面具、锣鼓、布裙、丝刀等一起传授给他的。按落款年代推算,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四年的历史。虽然《三元和会》产生的更早年代难于确定。

株连冤案成笑谈

顷读中华书局版《高启诗选》,知道魏观乃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一翻《元史》,发现有他的列传。列传虽不算长,但对其人生轨迹、特别是他士官的履历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魏观是“魏观案”的主角,而且与明朝的诗坛泰斗、一代文宗高启死于同一冤狱。

高启诗歌的艺术风格

公元一三七四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元末明初诗坛上的一颗最灿烂的新星陨落了。高启,这位“天才高逸”、名冠当时的诗人,不幸竟因诗获罪,成为明初朱元璋文网恐怖的牺牲品,而停止了他的歌唱。《明史·高启传》载:“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归家,以观(魏观,苏州知府)改修郡治,启为作《上梁文》,帝怒,遂腰斩于市。”时年仅三十九岁。的确,高启死得太早了。如果天假以年,他必定会奉献出内容更为广阔深厚、艺术上也更为纯熟完美的诗作,必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然而,明太祖的文字狱却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是诗人的不幸,令后人痛惜不已。

朱元璋与文字狱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上的需要,以及皇帝个人的尊严和威风,规定文书必须避讳。我国文书避讳开始很早,两周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文书避讳到明朝时既严格而范围又有所扩大。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家里很穷,要过饭、帮过工、作过和尚,从作战的士兵最后做了皇帝。他既有荣耀富贵的自尊心,又有不可告人的自卑心里。他识字不多,好猜疑,常常在文书的字里行间,深文周纳,推敲捉摸,把许多字和词,认为是影射自己,谩骂讽刺自己。为此,朱元璋便大开杀戒,杀死了不少大臣,形成了明朝一代的文字狱。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原有宫殿的废墟上。

子城悲歌

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苏州古城,是在吴王阖闾元年建成的。古城的中部,筑有一座小城,称"子城"。据苏州大学曹林娣为《吴越春秋》所作的注释中指出:"诸樊时曾作吴子城,周围五里,子胥将其扩建,大概从今天的锦帆路开始,经十梓街、叶家弄至言桥下塘,形成一个四周环水的长方形城堡,即内城。"

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

鲜卑人来到盛乐以后,在首次举行祭天仪式时,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改正朔思想的影响,其施行的正朔就是参照了周正历法。并且该历法一直延续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而北魏建国时又施行夏正历法,可以说两种历法并行是北魏的历法特点。其次是鲜卑人在漠北生活期间,其宇宙观是天圆地圆,进入中原以后,开始逐渐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转变,而方坛正是两种宇宙观交汇的产物。最后是"天子"作为天之子祭天,不但是完成祭天礼制,也有表达"孝"的人间伦理的含义。从而天子与天构建出汉文化独有的"孝"的宇宙观思想。北魏建国时便接受了"孝"的宇宙观,并对其后的唐王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