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

1922年底到1924年秋,是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由于此间思想观念的变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如何在语文学习中走近鲁迅——“走近鲁迅”单元的分析与教学建议

小学六年级的“走近鲁迅”单元,是统编语文教材中学生学习鲁迅作品和了解鲁迅的起始单元。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探寻容易被小学生接受的解读视角,或可消除教师与学生对鲁迅作品的畏难情绪,读其文并亲其人,在语文学习中帮助学生比较顺畅地走近鲁迅,为今后鲁迅作品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鲁迅研究月刊》新封面设计理念——写在总第五百零一期改版之际

《鲁迅研究月刊》创刊于1980年,至2023年第12期累计刊发500期。以期刊43年发展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封面风格显著变化为指标分析,可见其中蕴含的两种设计理路,其一是突显“民族性”的中国传统风;其二是采用西方美术手法的现代设计风格。结合鲁迅所倡导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美术思想,在总第501期《鲁迅研究月刊》封面设计改版的构思中,我们秉承中西融合的文艺观,将鲁迅设计书籍封面所采用的汉画像纹样、创办《萌芽月刊》时创造的美术字“月刊”,以及手稿集字、印章、手绘西方书籍图案、注重留白的版式构图等元素相结合,呈现出既能体现鲁迅艺术设计的独特性,又契合期刊内容定位与特征的新样貌。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摹本寓言——鲁迅小说身体的现代性体验与主奴共同体建构

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此推及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时面临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戏仿”艺术考察

戏仿艺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模拟体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承担了几分立足于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之上的对于封建旧传统的解构或颠覆性功能。鲁迅的这些戏仿之作,从来源上讲较为驳杂,既有对于古代原典的戏仿,也有对于同时代人作品的戏仿,更有对于民间文学的戏仿。并且依其时具体的创作心境,而服务于不同的艺术目的:或是为了批判过时的礼教,或是为了抨击现实的弊病,或是出自对于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而所有这些,都在根本上与鲁迅早年所坚持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现实参与品格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韧”的战斗精神。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鲁迅西安讲学合影照片之发现及流传始末

鲁迅在西安讲学期间留下的唯一影像是在陕西教育厅、国立西北大学合办暑期学校开学式上的合影。这张照片的发现和流传过程非常曲折,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时代、社会和人文信息,是我们借以考察特定年代学术风气的一个缩影。本文以单演义日记、手稿、书信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钩沉照片发现与流传的曲折过程,在努力探寻其背后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的同时,也展现单演义先生在研究“鲁迅在西安”时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的学术历程。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鲁博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四则史料考释

本文对新发现的郁达夫、柳亚子、张邦华分别致周建人的集外书信的内容进行考释,明确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通过郁达夫来邀请柳亚子、何香凝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以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张邦华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进而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何香凝和萧红的名字的原因进行解读,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何香凝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何香凝同意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信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萧红,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对一对夫妇只列男性的名字。

鲁迅与荷兰文学的风景——鲁迅所译穆尔塔图里的随笔及其他

本文对鲁迅早年手抄《拟购德文书目》及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鲁迅藏书和手迹目录》中所涉及的荷兰作家进行考察,以此重新审视鲁迅与荷兰文学的关系。在此背景下考察鲁迅所译穆尔塔图里的两篇随笔,认为1924年至1926年鲁迅翻译了穆尔塔图里和望·蔼覃两位荷兰作家的作品,既是为了一偿夙愿,也是为了开启新的文学道路。其中,穆尔塔图里的小说和杂文具有现实战斗性,其晚年撰写大量杂文,以杂文这种自由的体裁和直率的风格抨击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偏见与歧视,可能对鲁迅后期选择的文学道路产生影响。

充满悖论的“大先生”——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生成谱系

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是剧作家基于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剧本创作,而后演员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展示和表现出的“鲁迅形象”,由于借助了声音媒介和视觉媒介,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法、呈现方式以及传播渠道,因而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发生在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中,呈现出与文学作品、文学史、回忆录等载体中的“鲁迅形象”不尽相同的特质。梳理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演变过程,探讨其与鲁迅本体间相互印证或彼此割裂的关系,探究形象变化的内在动因和外在依据,分析戏剧的叙事模式、视觉范式、逻辑内核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变迁、知识分子地位、创作者心态的密切关联,能够进一步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

新发现鲁迅致胡今虚书简考略

新见鲁迅致胡今虚信,作于1933年11月10日,原载1943年10月27日碧湖《浙江日报》副刊《江风》第527期,题为《鲁迅书简》。这封佚信的行文甚合鲁迅作风,内容上与此前鲁迅写给胡今虚的数封信多有关联,主要涉及《毁灭》的翻译及改编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启动《鲁迅全集》修订工作,这封信理当补入。

鲁迅为易俗社题词的再考察

历来关于鲁迅为易俗社题词后制成匾额的说法,以鲁迅弟子兼讲学同行者孙伏园的回忆为代表。高信因孙伏园两次回忆提法不尽相同,而其他同行者回忆中均无提及,因而质疑此事的真实性。郭楚伟、苏育生引用各种资料逐条否定了高信的质疑。根据孙伏园和易俗社骨干成员李约之、萧润华、高培支等见证人的回忆,证之以易俗社报告书的记载,可以确认鲁迅为易俗社题词并制成匾额一事属实。孙伏园两次回忆提法不尽相同但没有本质区别,从易俗社相关人员及社内文本记载的佐证,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至于其他同行人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提及,但并没有否定的表示,是不能作为否定此说的证据的。鲁迅无论是拟写了小稿或题写成了大字,都是制作匾额时的文字依据。

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

茅盾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革命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家:对于鲁迅研究,他独具慧眼,高起点开局;在发现鲁迅上,他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在理解鲁迅上,他拨开迷雾,消除了疑虑;在弘扬鲁迅精神上,他自觉担当,传承了鲁迅精神,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茅盾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位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铁屋子”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的国族想象

“铁屋子”意象自身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程,鲁迅在不同语境下对它的反复言说,构成一种多线条、多声部、多层面的互文、复调结构。它的问世,是对严复、梁启超的国族想象方式的继承,更是鲁迅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与生命体验中的独特发现,表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彼时中国病态形象的观察与描述正在日益深化,并在历史、现实、文化诸多层面赋予其更为丰富、沉重的意义。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与岌岌可危的“千岁老屋”,表征了鲁迅与梁启超在身份、立场、动机与言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从“危舟”“千岁老屋”到“铁屋子”的国族想象之路,见证了清末民初知识界代际传承进程中“君子豹变”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