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月刊》新封面设计理念——写在总第五百零一期改版之际

《鲁迅研究月刊》创刊于1980年,至2023年第12期累计刊发500期。以期刊43年发展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封面风格显著变化为指标分析,可见其中蕴含的两种设计理路,其一是突显“民族性”的中国传统风;其二是采用西方美术手法的现代设计风格。结合鲁迅所倡导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美术思想,在总第501期《鲁迅研究月刊》封面设计改版的构思中,我们秉承中西融合的文艺观,将鲁迅设计书籍封面所采用的汉画像纹样、创办《萌芽月刊》时创造的美术字“月刊”,以及手稿集字、印章、手绘西方书籍图案、注重留白的版式构图等元素相结合,呈现出既能体现鲁迅艺术设计的独特性,又契合期刊内容定位与特征的新样貌。

“思想鲁迅”的根脉梳理与学理探索——评《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

学界对鲁迅先生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作家鲁迅”“学人鲁迅”“政治鲁迅”与“思想鲁迅”的不同阶段,不同面向的“鲁迅形象”在研究界先后登场,彼此交汇,既体现出不同时代的学者走进鲁迅世界的思维路径与理论方法,也反衬出不同学者所处时代的整体审美趋向与文化态势。笔者在开展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革命文学视野下河北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现状研究”(项目编号:HB23-YB123)过程中对《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一书进行了研读。

鲁迅日记中的人物——王九龄、祁锡蕃、龙沐棠、许士熊四则

一、任职一个月光景的教育总长王九龄。任职一个月光景的教育总长王九龄在《鲁迅日记》中只字未见,只有在《鲁迅全集》里的《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中有两处提及,并且均在“小鬼许广平”写给“鲁迅师”的信中。当时,处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风潮期间,许广平及时向支持进步学生一方的鲁迅汇报动态信息。

鲁迅与《红楼梦》

与作者产生共鸣,是鲁迅研究《红楼梦》的原因之一。他善于收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绘画,并不时在杂文和日记里予以记载。正是有了对《红楼梦》从文字、思想、语言、人物刻画等方面的深研细究,让鲁迅先生感悟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在语文学习中走近鲁迅——“走近鲁迅”单元的分析与教学建议

小学六年级的“走近鲁迅”单元,是统编语文教材中学生学习鲁迅作品和了解鲁迅的起始单元。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探寻容易被小学生接受的解读视角,或可消除教师与学生对鲁迅作品的畏难情绪,读其文并亲其人,在语文学习中帮助学生比较顺畅地走近鲁迅,为今后鲁迅作品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摹本寓言——鲁迅小说身体的现代性体验与主奴共同体建构

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此推及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时面临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

茅盾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革命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家:对于鲁迅研究,他独具慧眼,高起点开局;在发现鲁迅上,他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在理解鲁迅上,他拨开迷雾,消除了疑虑;在弘扬鲁迅精神上,他自觉担当,传承了鲁迅精神,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茅盾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位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充满悖论的“大先生”——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生成谱系

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是剧作家基于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剧本创作,而后演员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展示和表现出的“鲁迅形象”,由于借助了声音媒介和视觉媒介,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法、呈现方式以及传播渠道,因而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发生在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中,呈现出与文学作品、文学史、回忆录等载体中的“鲁迅形象”不尽相同的特质。梳理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演变过程,探讨其与鲁迅本体间相互印证或彼此割裂的关系,探究形象变化的内在动因和外在依据,分析戏剧的叙事模式、视觉范式、逻辑内核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变迁、知识分子地位、创作者心态的密切关联,能够进一步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

“铁屋子”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的国族想象

“铁屋子”意象自身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程,鲁迅在不同语境下对它的反复言说,构成一种多线条、多声部、多层面的互文、复调结构。它的问世,是对严复、梁启超的国族想象方式的继承,更是鲁迅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与生命体验中的独特发现,表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彼时中国病态形象的观察与描述正在日益深化,并在历史、现实、文化诸多层面赋予其更为丰富、沉重的意义。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与岌岌可危的“千岁老屋”,表征了鲁迅与梁启超在身份、立场、动机与言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从“危舟”“千岁老屋”到“铁屋子”的国族想象之路,见证了清末民初知识界代际传承进程中“君子豹变”的历史细节。

中国传统文论视野下的鲁迅创作技法探源

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过去总习惯于运用西方舶来的批评术语来分析解读,而事实上,鲁迅早年接受过十多年的严格而规范的传统式写作训练,所以他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深受本土写作传统的影响。现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视野,就鲁迅的具体创作技法加以溯源式考察,从整体布局上的“互见法”、人物命名的明喻曲譬、叙事安排的白描与反衬以及语言表达的顿挫与隐秀等几个方面深入文本内部,进行仔细梳理。意在说明,鲁迅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既不媚外媚古,也不排外排古,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可资借鉴。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故乡”与“家”:鲁迅不愿触碰的心灵之痛——“《日记》中的鲁迅”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人之子”,鲁迅的情感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为族人所迫”而卖掉了祖居的“老屋”,他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八道湾”内的“兄弟失和”,又使他有家难回、情难以堪。他曾试图通过《语丝》这一对话平台,去极力挽救已经破裂了的手足之情,但对方的冷漠却一再令他失望。难以承受的精神苦痛,使鲁迅的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并曾一度萌生“自杀”和“出世”的绝望情绪。处于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故乡”和“家”成为了鲁迅最不愿去触碰的心灵之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体验又大大强化了其思想深度,最终铸就了他那“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与“独自远行”的坚强人格。

没有“幻灯片事件”,鲁迅或可走“亦医亦文”之路——鲁迅“弃医从文”原因研究述评

除“幻灯片事件”外,人们还找到在仙台遭受到“屈辱”或“刺激”、发现无法使“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模样”、出于对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的充分认识与估计、受“革命潮流”影响或者为了参加“革命活动”、认识到“启蒙”或“文艺”的重要性等二十种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对此展开述评可知,这些推测大多不成立。如果没有“幻灯片事件”发生,鲁迅完全可能像他喜欢的契诃夫、森鸥外一样,走一条“亦医亦文”的道路。当然,不管主客观原因为何,“弃医从文”都是鲁迅正确的选择。

鲁博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四则史料考释

本文对新发现的郁达夫、柳亚子、张邦华分别致周建人的集外书信的内容进行考释,明确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通过郁达夫来邀请柳亚子、何香凝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以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张邦华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进而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何香凝和萧红的名字的原因进行解读,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何香凝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何香凝同意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信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萧红,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对一对夫妇只列男性的名字。

“价值”的批判与重构:在鲁迅和尼采之间

价值和价值论是鲁迅与尼采思想的重心。鲁迅与尼采围绕传统价值所坚持的原则与立场、选择的行动与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社会人性所进行的拷问与对话,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大变革来临之际新旧历史转折、现代价值重构、审美方向转轨的内在根源,从而为人们准确把握中西现代变革的深层脉动,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翻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踏上现代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