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鲁迅“立人”思想 构建师生精神家园——绍兴鲁迅高级中学创建“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的实践

浙江省现代化普通高中督导评估秉持引导普通高中走分类办学、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的价值理念,聚焦于推动普通高中学校的高质量内涵式建设和发展。绍兴鲁迅高级中学以“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的创建为契机,注重传承鲁迅“立人”思想、构建师生精神家园,通过提炼“立人”办学理念,建设体现“鲁迅文化”的校园环境,开展以“鲁迅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开发基于“鲁迅文化”的特色德育课程,开展旨在传承、发扬鲁迅精神的课题研究,以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品位和内涵品质。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没有“幻灯片事件”,鲁迅或可走“亦医亦文”之路——鲁迅“弃医从文”原因研究述评

除“幻灯片事件”外,人们还找到在仙台遭受到“屈辱”或“刺激”、发现无法使“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模样”、出于对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的充分认识与估计、受“革命潮流”影响或者为了参加“革命活动”、认识到“启蒙”或“文艺”的重要性等二十种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对此展开述评可知,这些推测大多不成立。如果没有“幻灯片事件”发生,鲁迅完全可能像他喜欢的契诃夫、森鸥外一样,走一条“亦医亦文”的道路。当然,不管主客观原因为何,“弃医从文”都是鲁迅正确的选择。

鲁迅“中间物”再辨证:进化的中间物

鲁迅“中间物”的话语论述模型主要有三种:历史的中间物、价值的中间物和生命哲学论,但也各有缺点。实际上,鲁迅的中间物使用是有其谱系的,也有繁复的意义指向,我们必须回到其不同文本的原初语境中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与逻辑推演。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鲁迅中间物的话,那该是“进化的中间物”。这里的进化显然不是线性演进的机械进化论,它可能推进,也可能退化,又可能多种类型并存;它不只是历史的,又不能窄化为价值判断,偶尔也可能回环,它就是在进化中,既有古,又有今,但也指向未来。

鲁迅“小说—散文”家庭书写中的人文精神变奏

同写家庭,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对其表现截然不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文观念上。具体而言,两种文体的差异有三大特征。其一,鲁迅在小说中以价值公义为天平;其散文中的价值体系却掺杂了复杂的家庭私情。其二,鲁迅在小说中暴露家庭弊病和自我劣性;在散文中却有所保留,顾及了先祖的尊严和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其三,鲁迅于小说中以社会层面为文字背景,通过社会来反视家庭问题;于散文中采取“家国同构”的视角,以“护家即护国”的心灵统摄散文。鲁迅“小说—散文”书写中对于家庭的情感异动,反映出其对文体内在差异的深刻认识,也表明现代文学左翼作家在处理“价值领域—生活领域”时的复杂人文态度。

再议“凌叔华‘剽窃’事件”中的鲁迅“没有书”悬案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围绕《新青年》建立起来的中国进步知识阶级迎来了它的首次内部分立——“闲话之争”。而本文谈及的“凌叔华‘剽窃’事件”则因牵涉当时受中国文艺界热捧的欧洲19世纪末“颓废主义文艺”代表人物比亚兹莱,且有多家刊物、多位颇具影响力之文士参与,最终成为了“闲话之争”这一“明面”战场下的“暗斗”区间。其中,鲁迅不仅被怀疑为“剽窃”的“揭发者”,他在《不是信》一文内有关“没有书”的辩白更引来后世研究者对其言说真实性进行讨论。本文在复盘整个“事件”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以区别于先行研究的视角,重新解读了鲁迅“没有书”言说表达的真正含义。进而为其是否有书的“悬案”,以及固有认知框架下鲁迅的“揭发者”身份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

“奉献于逝者的灵前”:作为方法的哀悼与鲁迅“文学政治”的生成路径

在丰富的悼忆文本建立的言说空间中,记忆的批判以及哀悼与记忆之间的双向流动,成为鲁迅构筑哀悼伦理和更新主体意识的重要一环。同时,凭借烈士、故友以及青年对情感机制的唤起,鲁迅以个体抒情的“记念”姿态“介入”到多方政治势力与各种话语对亡者“纪念”的角力当中,在二者的相互缠绕间打开了从私人情愫到公共场域、从话语实践到生命联结的多种可能。将鲁迅的悼忆文本放置在多重的维度之上,经由哀悼的视点,最终通向的是一种“文学政治”路径的生成。

《记念刘和珍君》:鲁迅“隐瞒”了什么?

《记念刘和珍君》所涉及之事件经历史本事还原,呈现出了异于原文本的更复杂的时空叙事。进一步追索《记念刘和珍君》相关文本并进行谱系化的解读,可以揭橥鲁迅行文中悲愤之情的多元内涵。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的留白既有其对己之“愧”,也有对某些群众领袖之“恨”,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涵。

鲁迅“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视而不见”的比较研究

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的“视而不见”在封建历史和殖民历史中分别发挥着宗教的功能。“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个人宗教,能够为任何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情感慰藉并恢复心理平衡。同样,奈保尔作品中印度独立后的“视而不见”虽然是一种退缩和盲目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象征主义和对西方的盲目模仿,但是“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满足自我的哲学,是印度的集体宗教,对自我的维系至关重要。“精神胜利法”和“视而不见”都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行为,还是对存在主义之问的艺术再现。

鲁迅“不见”敬隐渔原因考

1930年2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敬隐渔来,不见。”据相关资料可知,鲁迅“不见”敬隐渔的原因除“对敬隐渔在国外的行为不检已有所闻”、“知道敬隐渔神经失常了”等外,还应该有以下四个:一是看了《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后,敬隐渔给鲁迅留下的印象:霸道、不诚实、是郭沫若的“铁心斗伴”、意图垄断对自己的介绍;二是敬隐渔1926年3月29日致鲁迅信坦露的缺点;三是鲁迅非常重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高度评价,敬隐渔将罗兰写给自己的这封信寄给创造社却“永无下落”;四是敬隐渔不但在翻译《阿Q正传》时进行了删改,并且未寄赠刊载后一半译文的《欧洲》第42期,及收录了鲁迅三篇小说的法译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为了后者,鲁迅曾应敬隐渔之请花15元买了33本书托李小峰寄去。

“旧凿痕”与“新鲁迅”——鲁迅“美术”思想播布新探

当前对鲁迅“美术”思想播布与实践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范式:一是对鲁迅早期“美术”思想以及他在“新木刻运动”中的贡献进行总结与阐释,二是基于“文学家”或“革命家”的视角重点关注鲁迅“美术”批评观念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果从“身体实践”的视角出发,将鲁迅在人生不同阶段对“古美术”和“新木刻”等方面的具体生产与行动关联起来进行考察,进而紧扣时代语境下“旧凿痕”与“新鲁迅”的辩证关系,深入剖析鲁迅独特的文化政治姿态,还原其“美术”思想播布从“还国魂”到“待新生”再到“赴革命”的批判性重构轨迹,不但有可能构建鲁迅艺术思想传播研究的新范式,重构鲁迅“美术”思想播布对“主美”与“革命”两种功能的交合之道,而且有助于从实践的、历史的维度揭示其中的重大文化价值。

鲁迅“超人”的黑色及其他

尼采的“超人”在鲁迅作品中“折射”成黑色的问题,已经探讨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的“超人”为什么是黑色、鲁迅“超人”的黑色跟黑夜和木刻的可能联系等话题,本文提出了一些补充看法,并对学界有关“鲁迅与尼采”问题的一些误解略作解释。黑色的象征意义非常复杂,黑色和鲁迅的“超人”特征有何联系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目前只能做一些有意义的推测.

制作鲁迅“石膏面模”的牙科医生奥田杏花(爱三)的人物像——奥田杏花之子奥田昇夫妇访问记

鲁迅逝世后,在上海内山书店附近经营牙医诊所,且经常参加书店文学圆桌讨论会的奥田杏花(爱三)制作了鲁迅石膏面模。目前石膏面模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然而,各版本《鲁迅全集》中并没有出现奥田这个人物。率先研究奥田踪迹的有已故鲁迅与医学方面研究者泉彪之助和原《朝日新闻》记者畠堀操八。笔者调查了奥田的生平和创作,发现其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和他日本战败后出版的著作,及其在上海时期和鲁迅的资料。笔者采访奥田遗属,了解了奥田的为人,并获得了奥田晚年的照片。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鲁迅研究史上的空白,也是对日本文学史和戏剧史的贡献,因为它揭示了日本戏剧大师井上厦在《上海月亮》中所塑造的奥田形象是在缺乏资料的状况下虚构的。

解放区前期对鲁迅“启蒙主义者”形象的建构

在解放区前期,那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服膺鲁迅启蒙精神的作家把鲁迅看作一个“作家”,重点通过对鲁迅的“立人”理想和批判精神的揭示,建构出了鲁迅“启蒙主义者”的形象。他们之所以着意凸显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一面,全力建构鲁迅“启蒙主义者”的形象,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觉醒对于抗战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为了救亡必须进行启蒙;而要启蒙,就必须继承和弘扬鲁迅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使之成为他们可以汲取的精神资源。与此同时,一些虽主要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诠释者出现的理论工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理性地呈现并积极地评价了鲁迅(特别是“前期鲁迅”)的启蒙精神,从而也为这一建构提供了助力。

鲁迅“厌弃”厦门大学吗?

多年来,学界流传厦大苛待鲁迅,故而鲁迅厌弃厦大而去之说;但鲁迅1929年在北平的演讲词,却说在厦大是“极爽快的”,二者之间的是非正误,应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证后方可做出判断。诸如林语堂说逼鲁迅搬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与史实存在出入;陈敦仁描述鲁迅掏出铜板拍在案上怒斥校长,和顾颉刚的版本有别等当深入辨析,在文中一一展开。鲁迅离开厦大原因,略有八点:鲁迅自述的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厦大校方薄待鲁迅;林语堂的国学院削减经费说;急于和许广平相聚;向往南方的革命;气候环境不适应;教授的自由流动性;专事教书或创作之纠结。此八点不存在何为“主导”,聚为合力,随生活之流运行。鲁迅说他和厦大是一种“‘缘份’,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此语可为总结。

从“空洞的现时”到“英雄的现时”——鲁迅“中间物”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鲁迅的“中间物”思想表明他对于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在时间意识上表现为一种被法国学者伊夫·瓦岱称之为的“空洞现时”感。这种“空洞的现时”,在鲁迅那里经常转化为“沉默”的主题与意象。“无声的中国”成为鲁迅笔下的中国现代性表征。然而鲁迅的“空洞现时”感并未导向彻底的空虚和沉沦,而是在对于“空洞现时”的揭露、表现和批判中,与这个时代构成了一种被福柯称之为“英雄现时”的关系。鲁迅在悲观与虚无之中奋起反抗,使悲观与虚无成为现代人的意义的试金石,使“空洞的现时”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英雄的现时”。鲁迅以其对“空洞现时”的克服与超越完成了自身的英雄化。

鲁迅“魏晋风度”论的经典地位及其文化价值——兼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论说维度

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文章标题的形式,把魏晋士人生活的总体风貌概括为“魏晋风度”,这是现代学人关于魏晋人文精神研究的起点。文章重点从鲁迅的著名演讲出发,重点考察了他从文学史、精神史层面对魏晋风度所进行的奠基性开创性研究,从而揭示这种研究的思想文化价值和重大学术影响。

早期鲁迅“迷信”观的逻辑进路与命题建构

“迷信可存”是早期鲁迅提出的重要观点,学界在关注其思想价值时,对于“迷信”的词源演进和“迷信可存”的命题建构,研究尚显薄弱。作为早期鲁迅自觉使用并主动建构的“迷信”,不仅关涉其在现代语境中的词义汉化过程,也是鲁迅“托词言志”的重要见证。梁启超的报刊传播和章太炎的宗教观念构成了鲁迅了解并建构“迷信”词义的思想资源。鲁迅发掘出处于科学对立面的是“妄信”,实现“迷信”反科学释义的松绑。由于“农人/伪士”“迷信/科学”“鲁迅/日本”三者存在权力压制关系同构的现象,鲁迅寻觅到“迷信”的对接主体--农人,实现从“科学+小说”到“迷信+农人”的救国策略转向。“迷信可存”是在“迷信”词义赋予的过程中,融汇早期鲁迅的诸多思想观念建构而成的阶段性命题,旨在以“迷信可存”唤醒传统资源中的“古民神思”,进而取今复古,实现国族自立。

许广平始终未向鲁迅“坦诚”的一件事探究

根据约定,鲁迅于1928年年底在上海家中开始为许广平辅导学习日文。由于鲁迅闲谈中对许广平未来生计能力的过度担心,使许广平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这种反感与抵触以及学习中的应付行为,许广平在鲁迅生前始终未敢向其坦诚过,后来意识到辜负了鲁迅的一片苦心,深为愧疚。

从爱罗先珂到内山完造:鲁迅“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

学界对于鲁迅如何看待自身的汉奸污名问题,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因此关于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态度及其背后的精神意识的复杂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掘。鲁迅因为与两个颇具日本因素的空间及其中的人物——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中的爱罗先珂和上海内山书店中的内山完造——的交游与“漫谈”,形成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被“改了国籍”和被称为“汉奸”的个人史。鲁迅视之为自身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并计划编辑和出版《围剿十年》意对此有所回应,虽未能完成,但其反“围剿”书写体现在《伪自由书》等文集中,显示出他的反国粹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借“他者”之镜反省本民族的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