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起死》的文体选择与重构

一般以为,鲁迅《起死》的文体袭自巴罗哈的《少年别》。实际上,它深受来自前叙事———明清庄子"叹骷髅"戏的影响。因为《少年别》可视为拟戏剧的"对话体",它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物;而《起死》却多有超越,是一部荒诞有趣的游戏"闹剧"。作品对"叹骷髅"戏的重构过程,也是鲁迅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起死》也得以成为一部融合了写实性、游戏性与荒诞性于一体的现代戏剧体寓言小说。

《起死》的潜文本: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对读

《故事新编》的末篇《起死》,是鲁迅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其特殊性不容忽视。联系1930年代鲁迅的一系列编译、写作活动来看,可发现《起死》与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具有内在关联,隐含着鲁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与选择。本文试图重新进入《起死》,将之与《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对读,并结合两个文本诞生的语境,借由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探讨卢那察尔斯基如何影响了鲁迅的思考与《起死》的构思和创作。"时间"是两个文本共同采用的结构性策略,它将文本诞生背后的复杂背景悄然编织其中,而这种"错搭"的时间策略背后,是两位作家凝视历史与时代的深邃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