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毛泽东时代视觉文化中的鲁迅图像

鲁迅图像是毛泽东时代文化理想与大众认知相匹配的产物,也是艺术家进行身份构建的道具,其实质为文化偶像的视觉呈现。鲁迅形象在不断地被毛泽东概念化的同时,这种概念化本身成了一个再想象的基础,从而衍生出诸多新的"鲁迅形象"。这些"鲁迅形象"不是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真实鲁迅的仿像,由此导致的形象错觉阻隔了观者探求原形鲁迅的视线。鲁迅图像以视觉的方式见证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心态。

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鲁迅图像

鲁迅图像是毛泽东时代文化理想与大众认知相匹配的产物,也是艺术家进行身份构建的道具,其实质为文化偶像的视觉呈现。鲁迅形象在不断地被毛泽东概念化的同时,这种概念化本身成了一个再想象的基础,从而衍生出诸多新的"鲁迅形象"。这些"鲁迅形象"不是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真实鲁迅的仿像,由此导致的形象错觉阻隔了观者探求原形鲁迅的视线。鲁迅图像以视觉的方式见证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心态。

谱系的源起:1930年代鲁迅图像中的“苏联影响”

影响深远的延安谱系是1940年代新崛起的鲁迅制像谱系,其源起可追溯到1930年代鲁迅图像中的"苏联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呈现在对苏联木刻风格形式的模仿上,更集中体现在将苏联美术中盛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深植于鲁迅图像之中,并视鲁迅为"中国高尔基"。剖析这一影响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廓清百年鲁迅图像史的脉络源流,也有裨于勘验中国现代美术中的"苏联影响"之源。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图像再现与意义重释——视觉鲁迅的意指、形式及内涵(1949—1976)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间,由于新的意识形态构建所需,本就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鲁迅被反复宣扬和极力推崇,鲁迅并由此被改造和重塑,而经由美术家之手直观、真切地呈现为"视觉鲁迅"。在美术图像中,鲁迅的权威地位得到突显,一些具有革命色彩的经历也被不断重现。可以说鲁迅图像不只是传播鲁迅思想、文学的工具,而且是达成政治认同的视觉载体,更是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图像表征。

以近百年鲁迅图像史为背景谈郑建辉《大先生有约》的异质性

中国现代文学家介入美术最深者,当推鲁迅。数百位美术家绘制的上千幅鲁迅像构建起一道美术奇观,形成一部别样的美术小史。若将郑建辉2018年创作的《大先生有约》放置到鲁迅图像史中,会明显察觉鲜明的异样。

围观之始:林语堂之《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文本鲁迅为人熟知,而图像鲁迅则少人驻目。其实,从林语堂所作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开始,围观便构成了鲁迅形象塑造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难记其数的鲁迅图像有裨于构建一部更加丰满和完整的鲁迅接受史。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延安美术对鲁迅形象的塑造

发掘、展示鲁迅形象遗产是延安美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众多美术家参与了这项视觉工程,由此生成了大量鲁迅图像,充盈于战时延安的文化空间中。但是鲁迅形象在延安美术中的兴起与建构至今还遗落在学界的视野之外。本文在广泛搜集鲁迅图像的基础上,择取并细读若干代表性作品,集中探察延安时期鲁迅“标准像”的木刻复制、组织化的创作方式、鲁迅形象民族化与鲁迅图像主题这4个问题,借此为理解延安美术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核心议题引入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