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

竹内好在自己的的著作中多次强调鲁迅作为一个“诚实的生活者”，及其“文学家的自觉”，并指出鲁迅思想的终末论色彩。伊藤虎丸在自己的论述中则把竹内好所说的鲁迅的“文学家的自觉”重新读解为“自由的能动性主体的形成”，以鲁迅实存形态的“回心”作为近代式的自由能动性的确立进行了重新理解。本文以伊藤的观点为发端，通过对包括竹内好在内的鲁迅论的重新解读，尝试考察战后日本学术界对自由和主体观念理解方式的演变和深化。

毛泽东“鲁迅论”的常态分析

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除了基于客观事实外,还有确立文化代言人的政治需要和寻求精神同盟的个性心理需要这两个重要因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此后,毛泽东对鲁迅长期保持沉默。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乎意料地作出一般性评价,其原因正是他们文艺思想的本质不同,政治需要的不复存在,以及心理认同需要的弱化。毛泽东的"鲁迅论"是一个革命领袖对一个思想巨人的政治评价,也是一个凡人对精神盟友心理认同的产物,在其矛盾的表象背后,有着非常合理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20世纪末“鲁迅论争”之考辨

回到历史现场,重现论辨各方争论的焦点,考察论争的起因及发展动向,辨析论争者的意图、学理依据及思维的逻辑性。揭示出"尖刻"、"片面"下的"坦诚"和"深刻",透析兴师问罪者的话语霸气和隐含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彰显冷静、客观、条分缕析的学理探究和扪心自问的鲁迅式"自剖"精神。

毛泽东鲁迅论阐释30年:检视、反思与前瞻

改革开放30年,对毛泽东鲁迅论的阐释,以教条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捍卫者沉湎于权威经典的重复、印证而裹足不前,以"反叛旧的意识形态权威"为指向的解构者在"熊瞎子掰包米"的逻辑思维制驭下频频失足,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宗旨的重构者则立足于现时视阈和历史视阈的融合而颇有建树。要实现"现代人追逐着自己的目的",研究者需要走近鲁迅,更需要走近毛泽东,毛泽东鲁迅论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

鲁迅论

鲁迅辛辣讽刺的语言大都令人恐怖。说到冷嘲，笔锋所及，论敌都必须有经受刺骨之寒的心理准备。今年春天，日本杂志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要骗人》（原稿为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收入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译者注）。

思想史视域下对鲁迅儿童观的细读——评徐妍辑笺《鲁迅论儿童文学》

随着20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断繁荣,关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可谓成果颇丰。但如果对其进行梳理,则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在方法与维度上并不足够丰富宽阔,而在总体上呈现出局限在儿童文学这一学科体系内的平面化状态。2013年8月,徐妍辑笺的《鲁迅论儿童文学》（海豚出版社）一书正式出版问世,具有特别的意义。进一步说,作为一位辑笺者,徐妍从作者思想史角度切入,客观、系统、严谨地对鲁迅关于儿童、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理解做出梳理、思考和新解。

鲁迅论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

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鲁迅在他的这段文学活动时期，正是外国各种文化思想涌向中国，并在与古老的民族文化的相激相荡中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改造。在这中间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

鲁迅论幽默和鲁迅的幽默

幽默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鲁迅早就说过，幽默这个词在中国“连意译也办不到”①。其实鲁迅自己，对幽默就有过许多精到的见解，而且他的文章还以文笔幽默著称。所以探讨一下鲁迅论幽默和鲁迅的幽默，对于我们认识幽默的本质，会有很大的帮助。

鲁迅论改革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始终是鲁迅先生予以极大关注的问题。鲁迅少年时代经历过戊戌变法运动，青年和中年时代又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

中国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反思F.詹姆逊鲁迅论的问题

王东东:高老师好。我发现咱们今天的讲座除了有山大的老师同学来参加之外,还有全国各地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现在还在不断进人,我在这里也对大家表示欢迎。高远东老师是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我个人认为,高老师的研究以思想的力度,甚至是以思想史的力度引人入胜。高老师自己也讲,他的研究范围更多是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发生关系的那部分历史”。最近几年,高老师在我们都熟悉的鲁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之外,也有新作发表。

鲁迅论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

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学艺术遗产，鲁迅曾有过许多论述，特别是后期，论述之精辟和深刻，至今对我们仍很有启发。一九三四年他写了《拿来主义》，文中有一段关于如何对待文艺遗产的重要议论：

政治流氓的丑恶嘴脸——鲁迅论流氓学习札记

郭老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里，把“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姚文元斥为政治流氓和文痞，给张春桥和江青分别送了“狗头军师”和“白骨精”的诨号。这几顶帽子，给“帽子工厂”的这四个老板戴上，都十分合适。不过，就“四人帮”共同的精神特征来说，政治流氓是最能概括全般的。

“熙宁变法”和“元裕更化”——学习鲁迅论王安石札记

鲁迅谈他儿时见过《无双谱》，“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晨凉漫记》），其中就列有王安石。这部书虽终于“没有动笔”，但在他的杂文中已留下不少精辟论述。

鲁迅论秦汉法家诗文

鲁迅早就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从西汉元帝刘爽开始，“独尊儒术”，于是，法家思想便称为“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