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即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倡导与书写、现代传记的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不仅留下大量的传记作品和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还留下了“传记文学”这一重要的命题。全面考察胡适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文论主张,可以深入认知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并在和现代传记历史发展结合的过程中,与当今的传记写作和研究联系起来。

《人间世》与19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

1934年于上海创刊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在推动19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发展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今人志”“人物”等系列栏目设计,刊发名家自述性文字,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人间世》呼应了当时渐成声势的“传记热”,在“他传”、自传书写和保存传记性资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呈现《人间世》与1930年代中国传记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丰富、深化我们对现代传记历史的认知。

梅娘传记阙失探因——写在梅娘逝世10周年之际

梅娘(1916-2013年)传记阙失作为一种现象,一方面说明面对沦陷区这样有缺憾的时空,我们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尚未完成,一方面揭橥出深藏于个人和集体记忆中被压抑被涂抹的情感亟待发掘与正名。论文分析了梅娘传记阙失源自传主个人的主观原因及资料限制、传主子女及相关人士健在、图书市场方面的顾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口述整理与他传相结合的路径,以期实现梅娘传记书写的零的突破。

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中外女性传记中的“阅读疗愈”内涵解析

阅读对人类心灵的疗愈和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传记作品因兼具真实性、绵延性、情感性和启示性等方面特性,具有激发情感共鸣、深化自我反思的疗愈价值。女性传记强化女性被书写权、关注女性群体共性,给女性读者带来的启示也更具针对性。本文旨在探讨中外女性传记中的阅读疗愈内涵,并以4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外女性传记作品为例,解析其在情感抚慰、精神引领、认知启发等方面的疗愈价值,以期引起相关读者和阅读推广人对女性传记类的阅读疗愈书目资源的关注与利用。

“传记式批评”实践中作者学术素养欠缺等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均繁荣发展的景象,同时对著名作家的“传记式批评”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在传记写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有传记作者的学养不足而导致“传记式批评”的质量不理想等。本文从作者对传主所从事的各个领域缺乏深入了解,对传主综合把握不够;作者政治理论素养及史学功底欠缺,使传记的准确性大打折扣;作者文学理论及素养不足,难以把握传主的精神气质及文化成就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力图推进“传记式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

热爱、豁达与光明——评龚文瑞的传记写作

龚文瑞关于王阳明、苏东坡的传记写作,是以传主与赣州的空间关系为中心展开书写的,这一方面使龚文瑞的传记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传记中展示丰富的地方史料也为赣南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龚文瑞采用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叙述方式,在拓展读者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给读者予审美想象,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在传记中彰显出来热爱、豁达与光明的格调,是王阳明、苏东坡传记的精神底色,也是龚文瑞自我的人格追求。

伟人形象谱系的开拓者——丁荫楠传记电影艺术论

创作实践与理论阐释并重的丁荫楠,开拓了伟人传记形象谱系,极大地丰富了新中国传记电影形态;以强烈的艺术创新意识,给电影人以深刻启示;更是一位罕见的“电影作者论”实践的典型。其形成的“丁氏”传记电影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献礼片”意味浓厚,偏离了传记艺术的本性;高频率使用主观类语言旁白、说明性字幕,表现为反电影特征;难与国外电影观众审美相投,很难向世界推广。如何描绘好“脊梁式”中国人物形象谱系,丁荫楠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经验与局限都需要学界做更进一步的探讨总结。

高中英语传记类语篇育人价值实现的优化路径

高中英语教材中传记类语篇具有丰富的育人价值,能够引导学生感受到榜样人物的行为品质及精神价值,进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缺乏分析传记类语篇独特育人价值的意识和整体维度,也缺乏实现传记类语篇育人价值的主题情境及活动设计策略,导致传记类语篇育人目标定位不准、教学活动模式化等问题。建议:强化教师分析传记类语篇育人价值的意识,并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兼济天下三个方面确立解析传记类语篇独特育人价值的整体维度和重点教学内容;围绕传记类语篇主题创设关联性的主题学习链和主题文化交际情境,引导学生提升个人思维品质和精神追求,同时在国际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

英模人物传记片“崇高美”的多层次书写——评《我本是高山》

《我本是高山》是根据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创作的一部英模人物传记片。影片运用当代主流电影的创新理念与艺术思维,以人为本、以戏为核,融汇写实与写意,自觉强化戏剧性叙事,深度审视与开掘人物内在的生命精髓与人文内涵,艺术性地呈现出平凡英雄的行为、情感、情怀、精神等多层次的崇高美。

袁隆平英文传记耕读文化书写叙事态度研究

该研究详细梳理了Yuan Long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中的态度资源,从耕读文化话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书写、“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书写、“自强不息”的家国情怀书写、“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四个方面,围绕自然塑造了理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书写、耕读传家思想书写、农学思想师生传承书写、蕴含在自然隐喻中的挫折书写、逆境中坚持不懈的品格书写、家国情怀书写、世界公民意识书写八个维度展开,细致分析了这些态度资源所刻画的袁隆平作为中国“三农”人物杰出代表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时代魅力,构建了向世界讲好中国农耕故事的积极人际意义。

科学家传记出版:需求驱动、发展困境与未来进路

在党和国家的法规政策召唤、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呼唤、出版使命任务的时代询唤、科学学习阅读的市场唤应等需求驱动下,科学家传记出版日益成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鲜活载体和有力抓手。然而,神圣刻画与世俗期待的定位区隔、杰出代表与无名英雄的选题抉择、科学实践与艺术生产的叙事博弈、创新欠缺与交互匮乏的营销失信等问题仍然制约着高品质科学家传记出版。科学家传记出版必须从深化认识、彰显个性,务求平易近人,全面涵容、突出特色,讲求统筹兼顾,提升水平、分众分级,谋求雅俗共赏,媒体融合、双向沟通,力求家喻户晓等方面着力,助力党和国家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和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当下中国城市传记写作热的观察与思考

近年来城市传记写作热持续升温,相关作品获得了较多关注和较高评价。城市传记写作成为“现象”,源于中国都市化程度加剧和城市巨大变化的时代驱动,是改革开放实绩的形象记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积极体现,也是中国区域文学写作在非虚构领域的题材延伸。21世纪初西方著名城市传记《伦敦传》《巴黎传》的成功写作,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写作参照,也激发了中国作家写作自己城市的雄心。李鲁平的《武汉传》的古今通联,线索清晰,血肉丰满,神形兼备,但也有进一步考量的空间。史传性、真实性、文学性是城市传记写作应该共同遵循的原则。拥抱都市、拥抱全球化,把城市当作人来写、把人当作个人来写,是深化和提升城市传记写作值得注意的两个方面。

传记文学的历史温度与生命精神——读贾飞《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世贞》

贾飞《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世贞》博采学界既有成果,将史论例证与文本阐释密切融合,兼顾“评”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性,不仅是传主生平事迹的实录,也是其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一部王世贞研究的“信史”“心史”和“诗史”。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的传记书写,为王世贞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驰骋空间。

柔韧的力量:中国女性在“家庭抗逆力”中的信念系统与实践策略——一个东北家族的传记社会学研究

中国“家庭抗逆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借鉴与扬弃西方“家庭抗逆力”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成果,更需要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前提下,联结传统与当下,建构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话语体系。中国女性在洞悉逆境本质、症候与向度的基础上,将逆境视为家庭成长的磨砺、家庭禀赋的再造和家庭潜力的激发,她们将此信念系统融入具体而微的生活“恒常”,在自洽的“意义世界”建构中,以柔克刚地缓解逆境对于家庭的冲击力,并助推逆境对于家庭的更新力。具体实践过程中,她们依托伦理本位为基础的家族共同体,夯实夫妻好合的伦理中轴,促进亲子互联的代际支撑,整合手足情深的亲属网络,重构义利共存的社会支持,并不断吸纳和推进关照女性的国家政策。由此,中国女性实现了从隐忍到外放、从“去我”到“有我”、从自我觉醒到全面赋能的历史性跃迁。

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在瓦萨里创作的《名人传》的两个版本和孔迪维的《米开朗基罗传》中,米开朗基罗被塑造成个性突出、敢于对抗赞助人的英雄形象,并且被用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地位取得重大提升。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出于对米开朗基罗的误解,夸大了精英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艺术家群体社会地位提高的程度,是传记作家刻意塑造的结果。围绕米开朗基罗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陵墓雕塑相关传记书写分析与历史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认清传记作家对米开朗基罗形象的夸大和刻意塑造,还在于准确认识艺术家地位的提升,并给予艺术家与赞助人关系以准确定位。

社会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桐城派传记文书写

传记文在桐城派的古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晚清桐城派的传记文书写体现了特殊的社会身份和与文化权力的关联。以桐城派作家为中心编写的晚清传记文的传主身份集中于官吏及学者文人,这两类传主都体现了文化权力可作为资源的属性。传记文总集的编纂更集中反映其功业、才学、道德教化的选择倾向。桐城派的撰传者一方面是被刻意选择的,另一方面又以撰者的身份地位对构建传主形象地位起巩固作用。传主声誉与传文之多寡、撰者身份之尊卑并非简单对应。正因为传主与撰者的关系密切,使得桐城派传记文“传其贤否”的目标更加被强化,传主的孝义、才学、笃行等道德书写成为套路。通过其他史料可发现,晚清桐城派传记文的道德评价真实性堪忧。

文学情动机制的影视表达:论中国传记电影的诗性与哲思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当代传记电影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其多种手法,如他传式叙事、闪回叙事、白描叙事等叙事手法,以及虚实结合、论赞等史传文学的手法融入传记电影之中,为纪传体电影注入了一抹诗性色彩。而传记作品的“评论”特点也与导演的社会责任相结合,使传记电影呈现出哲理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动机制在传记电影的演化下,得到了良好的表达。

传记作家国际组织第十四届年会顺利召开

2024年5月16日至18日,传记作家国际组织(The Biograph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BIO)第十四届年会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利昂·莱维传记中心召开,来自多个国家的传记作家、传记教学和研究者以及出版界人士参加了年会。中国传记学者唐岫敏教授参加了年会。年会探讨了传记写作的诸多问题,涉及传记写作基础、传记写作技巧、传记业务和传记问题四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