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何以讬始于鲁隐公

《春秋经》为孔子所修定,自古以来无异说。《春秋经》为依据《鲁春秋》修定者,也是无人否定的事实。《鲁春秋》的年限很长,《史记·鲁世家》从始受封的伯禽之子考公起,其下皆有在位年数,显然是出于《鲁春秋》的记录。而《春秋经》则始于鲁隐公元年,相当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如为特取东周之事为断限,则鲁惠公元年为周平王三年,更为适当。这个问题,由于《春秋经》在后世被尊为经典,几乎无人作出正确的解答,因而是值得分析探讨的。首先应注意者,《鲁春秋》为鲁国的史书,自然以记载鲁国之事为主。鲁国的历史,在孔子的时代,三桓的势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季孙、叔孙、孟孙三家都出自桓公,而桓公是与其兄隐公争位,杀了隐公才得为鲁君的。所以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的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明他不过是选用故籍为教材,不必视为新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小议鲁隐公

鲁隐公是第一位列入《春秋》的君主,历史上对其有褒有贬,然而纵观其一生,无论是从为政还是为人,鲁隐公都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

鲁隐公之名与司马迁对人名的修定

人名是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为使书中人名前后一致,对不同史料中同人之异名做了一些修定。修即删修,定为写定,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史记》编纂的必要环节,但另一方面也常给读者造成误解。聚焦司马迁对人名的修定,不仅可以了解《史记》编纂的细节,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史记》流传的经过。

《左传》“继室”考

作者认为,现行《辞海》对"继室"一词的解释是不周严的。作者引用《左传》、《史记》以及《公羊传》、《谷梁传》等文献中的众多资料,对"继室"一词的内涵作了重新的界定。作者认为,由于"继室"一词的意义涉及到作为继室的女子的地位、继室儿子的继承权、古代继承法等问题,所以,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对研究古代政治制度中某些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试论《春秋》三《传》对“如棠观鱼”的批评

在其执政的第五年,鲁隐公曾有一次棠地"观(矢)鱼"之行。《春秋》三《传》对此皆持批评态度,认为他违反了相关礼制。事实上,这一看法并没有充足的史料依据,"非礼"说并非对观鱼事件的忠实反映。

《左传》隐公记事的叙事立场

《左传》记事始于隐公的问题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古代经学家多通过"始隐说"将《春秋》说成是兴王之作。但是《左传》隐公记事却表达了不同立场。《左传》隐公记事虽然表现出尊王倾向,但突出的却是天下无王为势所必然。《左传》隐公记事对隐公的描写并未显示出后世经学家所说的"王鲁"迹象,对郑庄公的肯定态度则显示了《左传》认同霸主政治的思想倾向。《春秋》兴王说也是一家之言。

从婚姻的视角看春秋时期两种连名模式的实质

我国春秋时期在贵族阶层中流行一种孙“以王父之字为氏”的命名制度。《左传》隐公八年载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鲁隐公就是根据这条古老的原则,“命”无骇“以字为展氏”的。杜预注“公命以字为展氏”一句云:“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予以王父字为氏。无骇,公子展之孙,故为展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杜云以王父字为氏,盖本《公羊传》之说。”对于无骇是否如杜注所说为公子展之孙,抑或公子展即无骇本人,后世学者有争议。①但杜注所本《公羊传》“以王父之字为氏”的说法却是对的。

《春秋》浅谈

《春秋》是我国周代鲁国的史书,也是我国最早用编年体写的史书,它不仅与《尚书》有同等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有很高的文学研究价值。(一)《春秋》一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722—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分为公、候、伯、子、男五等),包括附庸(不满五十里的小国)约1800国。迨至周室衰落,诸侯列国互相吞灭,数百年间,到周平王49年,正是鲁隐公元年。春秋之世,见于《经》、《传》者,共有124国,其中主要封国24国。鲁国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

《春秋》与君子政治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鲁国史官的记载,据说孔子曾对它做了文字加工。《春秋》的记载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一句话简单交待事件基本要素,形式上很有些像现在的报纸新闻标题,所以王安石曾讥之为“断烂朝报”。因为《春秋》的这一特点,所以战国到汉初的人们就为它做了疏解,这就是所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论《左传》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兼论其版本、注本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实际记事到鲁悼会十四年(前453年)。它广泛地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各诸候国之间的斗争和各诸候国内部的斗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反映了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今天研究春秋时代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浅论姿态横生的苏轼散文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广泛汲取前代各家散文的长处,融汇贯通,形成了他自己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风格。 一 苏轼的政论、史论都写得明晰透辟,滔滔雄辩,而又平易自然,这些文章多半是作者谋政、奏议、进策之类的文章。《进策》(《策略》《策别》《策断》)二十五篇系统地论述了宋的内外形势,抨击政治弊端。

小议隐公“摄政”

摄政是一种病态的王位继承制度。春秋初年,(鲁)隐公摄政就是(鲁)桓公年幼、鲁国外患重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鲁)隐公作为一位有为君主,在摄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政策,使鲁国摆脱了外患的威胁。但是由于摄政这一制度为宗法制度所不容,隐公摄政最终以失败告终。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本文否定了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这一两千年来影响最大的说法,提出全新见解:今存《春秋》是战国初期从鲁国分裂出去建都于费的季孙氏费国史记,依附于费君也就是季昭子的曾申取费国史记迄止鲁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今存《春秋》为经为教材,以所作讲义为《传》,是为后人所称的《左传》。所谓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则完全是不可能的。

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

七十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先秦佚书。它们对于研究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哲学、宗教、文字、音韵等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古代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下面简单介绍其中主要的几种,并大致依其成书时代为序。 帛书《春秋事语》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约四、五千字,分十六章,无篇题,每章各记一事,互不连贯,既不分国别,也不按时代先后排列。所涉史实最早是鲁隐公被杀。

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经济

宋国是周初段宗室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启下传十君到戴公,戴公3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代,直到战国晚期宋国为齐国灭亡。宋国都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西南),宋国的疆域东到今徐州以西,南到安徽宿县,西到今河南商丘地区西部。

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比较论略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鉴于春秋末期社会需要,根据鲁国的《春秋》而作《春秋》。由左丘明、公羊、榖梁、邹氏、夹氏传世。后邹氏、夹氏所传“不显于世”,逐渐消失,只有左丘明、公羊、榖梁三家留传于后,遂成“春秋三传”。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希罗多德(Herodoti,约公元前484—425年)生于小亚细亚南沿岸的哈利卡纳苏城,是古希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誉称。他记述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编年史。将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进行比较,探究中外第一部编年史的异同,无疑有益于史学史的研究。

《春秋》何以始自隐公新解

《春秋》何以始自隐公确实有所取义，即是要通过鲁隐公的行为及其遭遇来维护立嫡不立庶这个宗法制中最核心的继承原则。孔子是有意识地以隐公这个为宗法秩序而殉身的悲剧人物为起始，拉开春秋骨肉相残、礼崩乐坏的乱世序幕，以使人们更能切实感受到“正名”──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