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长的理论诠释

OECD 2014年的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成员国的大学生人均教育支出近年来都呈上升趋势。美国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体系,其教育费用为何会持续增长?其成因的理论诠释有:班尼特假设—政府对高校学生的补助导致了高校学费的增加;鲍莫尔效应—造成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加的原因是高等教育自身的成本病所致;鲍文法则—高校间的无形竞争导致了高等教育费用和收费的持续增加。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加的可能后果是产生"泡沫"风险:教育投资收益递减、高等教育需求降低、解雇员工等现象。

金融科技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并且使用多个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仍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发挥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双进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从空间角度,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自东向西呈现U型特征;从时间角度,2015年之后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明显增强,并且能够显著降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本文建议积极发挥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功能,通过增加创业机会、缓解融资约束、鼓励科技创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

资本深化、结构变迁及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要素密集度差异的两部门模型,分析了部门间TFP增长率差异、物质资本积累、恩格尔效应、以及部门进入壁垒变化对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资本深化且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优先需求的前提下,恩格尔效应将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且这种效应渐近地趋于零;其次,部门TFP增长率差异、物质资本积累、产业壁垒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则取决于替代弹性的具体大小。

信息通信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简称信息技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突显,探索信息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影响路径,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7年的数据,首先测算了省际信息技术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其后,以鲍莫尔效应的发生机制为切入口,建立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揭示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结果发现:(1)总体上,信息技术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投资优化效应,但这种投资效应具有分位异质性,如果信息技术的资本规模基数过低,就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影响。(2)信息技术投资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同。信息技术投资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但在第二产业发展中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低效问题,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3)伴随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信息技术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信息技术的投资优化效应在东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线性增长特征;在西部地区呈"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仅仅是工业化后期阶段才呈现正向影响。最后,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宏观视角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本文在一个修正的两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影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效应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发挥了主要推动作用,鲍莫尔效应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了负向影响,资本深化效应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则逐渐经历了从负到正的转变。未来持续推动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需要在继续发挥恩格尔效应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部门资本深化水平和农业生产率水平,以提高资本深化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对推动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驱动机制及成因分解--理论模型与定量事实

本文基于“需求增加值法”结合供给侧相对价格效应、需求侧收入效应和其他因素量化评估广延和集约边际需求变化,解释中国1981—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和成因贡献。采用NLSUR参数估计法与反事实模拟分析发现:(1)恩格尔效应是决定农业、服务业结构变化的主导机制;(2)工业增加值比重呈“驼峰型”是“恩格尔(正)+鲍莫尔(负)”两种机制“净效应”的结果;(3)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归因于“恩格尔(正)+鲍莫尔(正)”两种正效应相互加强。同时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弥合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非同步的缺口。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化

1952—201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呈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近年来增速虽有放缓但波动性趋于减小。分三次产业看,劳动生产率背后的产业结构变迁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三大特征事实。经结构分解后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受鲍莫尔效应和纯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笔者建议,要遵循产业结构变迁规律,不仅按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发展,也充分运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