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妇女婚姻关系研究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其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于秦汉社会的新内容。本文就《魏书》所记载,拓跋鲜卑妇女的婚姻关系做些探讨,以从一个侧面展现拓跋鲜卑的社会风貌与特点。

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一、引言 鲜卑别部拓跋氏,本是漠北草原的原始游牧部族,“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昭成皇帝什翼犍(338—376年)时,拓跋氏虽已进入建立国家的发展阶段,但他还自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弛走,逐水草而已”,仍处于游牧时代。而在太祖拓跋珪建立北魏(亦称拓跋魏)国家的过程中,特别是建国之后,拓跋氏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要变化,即开始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这对拓跋氏社会的发展,对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下子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才得以逐步实现的。本文试就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鲜卑拓跋族统一中国北方原因初探

公元439年,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长期纷乱局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拓跋族“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都落后”,为什么能战胜大小割据者而统一北方呢?这是一个颇具历史启迪、有必要加以认真探究的问题.然而,至今尚无专文论及.笔者就此略抒浅见,不当之处,祈望读者指正.淝水战后,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原来在苻坚控制下的各族上层分子,乘机纷纷建立起割据政权.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也于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即代王位,重建代国.不久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初期,不仅国土狭小、势单力薄,而且内部很不稳定,外部一些邻国也不断袭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但是,淝水战后北方相继出现的12个割据政权,经过50多年的角逐,最后的胜利者却是进入中原最晚、文化最落后的鲜卑拓跋族,最终由北魏战胜了大小割据者而统一了北方.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如下:

鲜卑拓跋部与奴隶制——“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二

拓跋部为鲜卑族一支,原居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大兴安岭一带.宣帝拓跋推寅为部落联盟酋长时,始离弃原住地,“南迁大泽”①(《魏书·序纪》)。至拓跋诘汾,又“南移”,历“九难八阻”,辗转至于匈奴故地。诘汾子即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力微时,并灭拓跋氏原所依附之没鹿回部,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诸部大人,悉皆款服”,“远近肃然,莫不震慑”(《魏书》序纪》);又南向扩地至盛乐、鄂尔多斯一线,逼临塞下,为晋边患。②拓跋氏之由微而显盖由此始.不过,总的说来,那时的拓跋氏大抵仍未脱出“礼俗纯朴,刑禁疏简”,“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魏书·刑罚志》)的原始社会阶级段。至力微孙拓跋猗卢统部时(猗卢于公元三○八年“统摄三部,以为一统”,

拓跋鲜卑勋贵归葬制度的演变与北魏民族交融

在墓志铭和历史文献中,多有拓跋鲜卑勋贵归葬的记载。北魏建国后,道武帝定都平城,并规划了京畿,由于在平城京畿内、外还有拓跋鲜卑人部落组织的残存,因此这对拓跋鲜卑勋贵的归葬产生很大影响。北魏前期,国家使一些鲜卑勋贵可以陪葬金陵,这种陪葬是优恤拓跋鲜卑贵勋的特殊归葬。而对大多数拓跋鲜卑勋贵而言,他们亡故后,一般都归葬于族人墓地,因而,代北地区成为他们主要的安葬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革了迁洛拓跋鲜卑勋贵的归葬规定,使这些勋贵都以洛阳为籍贯,并确定他们的归葬地与籍贯紧密结合。这些规定割断了拓跋鲜卑勋贵与代北族人墓地的联系,并促使他们效法汉族世家大族的归葬。孝文帝还将迁洛拓跋鲜卑勋贵的归葬划分等次,分别陪葬长陵、景陵及归葬家族墓地。拓跋鲜卑勋贵归葬出现的等次区分及确定归葬地观念的改变,遂成为促进拓跋鲜卑勋贵向汉族世族大族演变的重要环节,并推动了北魏民族交融。

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

鲜卑拓跋部最初兴起于大兴安岭北段,经过公元二世纪前叶的南迁,至公元258年,在今内蒙古南部呼和浩特地区,建立了一个以拓跋力微为首领的部族联合政权(部落大联盟),并且修筑了'定襄之盛乐'这座都城.从此开始直到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北魏迁都平城,在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演变、社会发展中,盛乐始终是拓跋国家的都城.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对7例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匈奴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关系。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着较近的遗传关系,暗示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的情况是存在的。

拓跋鲜卑与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拓跋鲜卑的遗传多态性及其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的影响,对33例东汉到魏晋时期的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和多尺度分析等方面,对拓跋鲜卑和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和蒙古)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在多态性方面,拓跋鲜卑表现为与北亚类型具有相似性;在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上,拓跋鲜卑首先表现出与鄂伦春人之间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其次是蒙古人、鄂温克人,再次是达斡尔人.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

《魏书·序纪》是考察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但是,由于它所采口传史的叙事特征及其限制,也由于建立北魏之后的拓跋族在追述其先世历史时所受到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篇历史资料包含着诸多难解之处。本文试图在细读“序纪”的基础上,对拓跋先世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稍作清理,使我们的认识能更接近当日的实相。

宇文氏东迁时间及与拓跋鲜卑的关系

宇文氏是魏晋时期东部鲜卑的重要一支,因史料缺乏,其早期的部落起源与发展进程存在诸多疑点。根据对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的考察,宇文部在西晋太康初期(280 283)东迁进入辽西以前,曾长期与拓跋部共居于内蒙古阴山草原地区,为其隶属下的部落。西晋太康初期方趁着力微死后诸部离叛的大动乱,脱离拓跋部的羁绊,东迁进入辽西地区。宇文部为隶属于拓跋鲜卑的草原部落,拓跋部及慕容部又为隶属于檀石槐集团下的鲜卑部落,此后宇文部东迁进入辽西地区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为慕容部所吞并,再历经半个世纪,慕容氏连同此前就进入其政权下的宇文部又为拓跋鲜卑所并。宇文氏与拓跋及慕容鲜卑之间纷繁交错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部族之间最终走向兼并融合的一个较典型个案。

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

在嘎仙洞刻石发现后,提出鲜卑史源被发现的问题。史源这个词所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如名称的起源、族属的起源和住地的起源等等。这里以《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为题,着重讲与拓跋鲜卑起源地相关的一些问题。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问题研究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权力模式发生了急剧性的演化:从原始部落人人享有的平等祭天权转变为部落酋长的垄断,而后又转化为封建皇帝的独断。这是拓跋鲜卑社会结构从部落联盟跨越式地演化为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必然反映。

《南齐书》中部分拓跋鲜卑语名词的复原考释

从《南齐书·魏虏传》中选择了汉字音写的语音、释义相对准确的十五个拓跋鲜卑词语 ,利用汉字古音重新进行复原考释。意为“贤、聪慧”的直真 -屠耆 -特勤 ,意为“文书吏”的比德真 -比车耆 -比彻赤 -笔帖赤 ,意为“恩赐、赐予”的九豆和 -骨都侯 ,都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时代音写。这三个词是匈奴和拓跋鲜卑共有的官号。作为官号屠耆或直真由突厥语族承袭之。比车耆或比德真由蒙古语族和满通语族承袭之。意为“刽子手”的“契害真”和意为“使臣”的“咸真”二词是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共有的名词。意为“通事、翻译官”的乞万真、意为“断事官”的折溃真为蒙古语族特有的官号。其余的都是地道的蒙古语词。拓跋鲜卑无疑操的是蒙古语族语言。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

一、问题的提出 《魏书·序纪》云: 献皇帝讳阾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这是现存关于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的唯一的一条历史记载。这条出诸“人相传授”的史料,极为简略,拓跋部南迁匈奴故地的许多重要情况都是迷离恍忽,看不清楚。1980年嘎仙洞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李敞石刻祝辞的发现,宣帝率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之大泽为呼伦池,已可成为定论;但,第二推寅(阾)——诘汾南迁的时间,契机等,还有待索隐考订,才能求得近似的了解。

论拓跋鲜卑民族的融合

文化上的转变是完成民族融合的重要一步，这种转变促使了拓跋鲜卑民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变化。对汉文化进一步“内化”的结果，使鲜卑人原初的民族意识逐渐消失，新的民族意识日益形成。当人主中原的拓跋鲜卑民族形成了与汉族相同的民族意识之后，就意味着二者之间的融合已经完成。因此，民族意识的转化是考察民族融合的关键。

“强者得立”与拓跋鲜卑早期权力继承

同匈奴等游牧民族一样,拓跋鲜卑早期部落制下的"强者得立"原则是其权力传承的决定因素,也是其兴旺的主导因素;"强者争立"也曾使拓跋部族出现衰落。拓跋部族权力特征是"卡里斯玛权威"支配,极不稳定。拓跋部族在统一北方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强者争立"的负面因素,避免了十六国短祚的覆辙。

论拓跋鲜卑的动物崇拜遗存

对动物的偏爱与崇拜,是拓跋鲜卑部落比较突出的民族特点。民众对神兽与灵虫的迷信、统治者对兆祥动物的崇尚、鸟兽官名的长期保留、鹿马苑囿的精心规划等,既可看作是其动物崇拜及其遗存的表征,更是其难以割舍的游牧情结的真实写照。动物崇拜不仅使拓跋鲜卑在众鲜卑部落中独具特色,也对拓跋鲜卑的汉化产生过一定的消极作用。

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路线的初步探索

一、拓跋鲜卑的远祖及其最初的驻牧地——大鲜卑山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过去因为文献资料奇缺,难于详述。现在,由于考古工作的开展,鲜卑遗迹不断发现,文物不断出土,遂使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有了探索的可能,其中尤以1980年鲜卑石室刻石祝文的发现,意义最为巨大。它为解决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一系列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从北魏王朝核心区域墓葬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北魏王朝先后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都,都城及周边王朝核心区域墓葬分布密集,文化特征有显著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其内涵变化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盛乐时代,以和林格尔为中心的盛乐地区墓葬属于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平城时代,大同地区墓葬文化因素表现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相互交融、杂乱相糅的面貌;洛阳时代,洛阳地区墓葬文化反映出拓跋鲜卑完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融入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