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财政结构变迁下鸭埠之制的兴废与利权争夺

鸭埠税是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特有杂课名目。成化六年(1470),两广总督韩雍以鸭埠之制与“细民”争利而将其革除。正德二年(1507)清查各省钱粮运动后,两广军门设法增开饷源,鸭埠之制得到恢复,但其所入从杂课变成军饷。正德八年,鸭埠税再度被广东按察使陈雍废除,其背后反映的是广东地方“官族”争夺鸭埠利权的诉求。戴璟、霍韬、叶春及等士大夫在嘉靖、万历年间多次呼吁恢复鸭埠之制,均未见成功。万历二十七年(1599),鸭埠在神宗税使干预下再次开征,地方“豪右”通过缴纳少量的鸭埠税获得官府确认其鸭埠利权的颁帖。明末鸭埠税屡征屡废,由榷税变而为辽饷,再变而为地方乡兵经费。明代广东鸭埠之制兴废的核心问题,是朝廷、两广军门、地方官府财政利益与地方豪强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从“稻田放鸭”到“稻田养鸭”:明清时期“稻田养鸭”技术与特点——以广东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稻田养鸭"就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技术,运用到稻田管理上,以防治蟛蜞、蝗虫等稼害。特别是珠三角沙田地区多蟛蜞,蝗虫一类的稻田虫害,"稻田养鸭"很早就成为当地较为普遍的种养结合模式。明万历年间,陈经纶首次尝试用鸭子灭蝗虫大获成功。随后,其五世孙陈九振依先法将养鸭治蝗运用到稻田管理上。"稻田养鸭"在南方水田地区十分适用并逐渐流行,人们将水稻种植与鸭子养殖结合起来,形成"鸭埠之制"。"稻田养鸭"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广东沙田地区发展起来,对当时养殖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是"稻田养鸭"的传统技术阶段,以稻田放鸭为具体表现形式,主要充当补充鸭粮与生物防治的角色,在广东广袤的沙田地区普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