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鸟入圣域:汉代鸱鸮图像的信仰内涵 与阴阳表征

汉代传世文献将鸱鸮贬斥为“夭鸟”,同时期的图像资料却揭示了鸱鸮的另一重文化内涵。今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出土60件不同题材的艺术品皆绘有鸱鸮,它们多“允恭玄默”,与众祥瑞共处“天”所在的信仰空间。鸱鸮性情威猛、夜察毫末,在墓葬环境中被赋予辟邪御凶、引魂升仙等功能。汉代鸱鸮图像兼具自然属性、天文属性与宗教属性,体现了墓葬文化独特的信仰体系。因鸱鸮与五月的属性同为“阳中之阴”,故汉代人选择“阴气啎逆阳”的夏至、五月初五或五月望作枭羹以禳除邪气,这是阴阳从类思想对饮食习俗的渗透。

经典的误读与知识考古——以《诗经·鸱鸮》为例

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脱胎于宗教信仰意义上的圣典,是经典概念世俗化之后的产物。经典世俗化是一个历史发生的过程,其大背景则是原初宗教信仰的变革、衰微和失传,以及政教分离的趋向。就上古中国而言,由神圣到世俗的过程从《诗经》的分类上可以清晰看出。《诗经.豳风.鸱鸮》一篇对鸱的误读,正是神圣的文化蕴涵被消解、祛魅、丑化的典型。

从清华简《金縢》看周公与《鸱鸮》的关系

《鸱鸮》是《诗经.豳风》中的一首诗,其作者历史上都说是周公。近世学者对此表示怀疑,然无确凿证据。近来清华简《金縢》的发现,证明《鸱鸮》实非周公所作,而是他东征归来,以此诗遗献成王,略近赋诗言志。用意在于消除君臣间的误解,表明自己公忠为国的心迹,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鸱鸮类防鼠初探

作者于50年代至90年代在成都市郊作了鸱鸮类防鼠问题为期1年的观察,结果发现鸱鸮类4种321只次,长耳鸮61％,班头鸺鹠21.7％,鹰鸮14％及领角鸮3.4％,全年共捕食鼠566只,平均每日食鼠1.81±0.38只。分析其残食条块654块,发现动物724个(只),鼠类(包括食虫类两种)共8种,鸟类101只,其他尚有翼手类、蛙和昆虫。调查距鸱鸮类栖息中心500、1500、2000m处,鼠密度4～9月分别为10.0％,11.0％,12.3％;10～3月分别为4.1,8.1％,8.4％。经比较仅秋冬(10～3月)500米与2000米处密度有显著差异,其余差异不显。证实秋冬鸱鸮类缺食期,以捕食栖息地周围500m内鼠类为食,从而可控制该范围内鼠密度。80年代追踪观察,环境遭破坏,仅发现3只鸮类。90年代再查,该地区树木已荡然无存。本文还讨论了鸱鸮类的防鼠作用,并提出防制建议。

殷周传统与鸱鸮之吉凶二意——从海昏侯“大刘记”印鸮纽说起

在殷商人的心目中鸱鸮是战争保护神,起着避兵和克敌制胜的作用,所以在殷商文化传统中被赋予了吉祥寓意。殷人的战争保护神对周人来说则预示着战争、不祥,所以在西周的文化传统中鸱鸮被赋予了凶险的寓意。殷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到汉代以后鸱鸮的不祥寓意才逐渐取得优势。海昏侯刘贺出生于昌邑,此地曾是鸱鸮崇拜较为浓厚的地区之一,在鸱鸮崇拜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海昏侯才把他的印章的纽刻为鸱鸮的形象。

论先秦两汉之“鸱鸮”--兼及汉画像石鸱鸮图像的场景解释

先秦两汉古人对猫头鹰长于捕鼠、昼伏夜出、偶尔腐食、凶猛擅挚、鸣声诡异等习性都有认识,并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赋予其昏聩少智、贪墨无操、凶恶不孝等气质。"鸱鸮"意象在时人观念中是非常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们被视作不孝之鸟、不祥之兆遭到围猎、厌弃;另一方面,它们的捕鼠特长又为人所用,许多日用器具都写照其形以作贪饕之戒。更有甚者,士人中还多有仿其动作养形练仙的。这种矛盾充分体现在汉画像石鸱鸮形象的出场原因和位置安排上。

“鬼脸式”陶足造型与黄淮流域远古先民的鸱鸮崇拜观念

"鬼脸式"陶足是龙山文化时期陶足造型的典型式样,针对考古学界对陶足的"鬼脸式""鸟喙形"或"鸟首形"命名,从造型特征及先民信仰观念等方面深入分析后认为,陶足所表现的形象应该是猛禽鸱鸮,反映出黄淮流域远古先民的鸱鸮崇拜观念。

文化变迁与“鸱鸮”意象的生成及演化——以《鸱鸮》《瞻卬》《墓门》《旄丘》《泮水》为中心

西周春秋时期“鸱鸮”意象群生成过程中,创作运思由“内化”向“意化”浅层结构模式的转变,文本叙述由“言”向“意”表层结构模式的转化,实际上就是这一特定物象及其相关事象不断功能抽象化与象征符号化的演进历程。就创作客体而言,主要是社会政治制度演进与政治生态演化,促使深层结构模式中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发生变迁。就创作主体而论,生发于创作主体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对客观物象或事象的反思性判断,进而寻找物象或事象与心象之间的共通性,通过移情与涵养的审美心理机制将物象情感化,致使物象或事象超越了具体时空、暂时经验、个体体验,获得了类属化、本质化、哲理化的新能指,从而具有了公共性和普遍性特质。

鸱鸮科27种鸟类COⅠ序列变异及系统发育分析

鸱鸮科鸟类的种属分类仍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渔鸮属和雪鸮属是否应并入雕鸮属,四川林鸮是一独立种还是长尾林鸮的一个亚种?线粒体DNA中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I(CO I)基因是DNA条形编码的主要基因,被广泛应用于鸟类的物种鉴定和系统发育研究。通过测定中国产红角鸮、雕鸮和长尾林鸮C0 I基因的序列,并结合GenBank中鸱鸮科鸟类的同源序列,本文对27种鸟类进行了序列变异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鸱鸮科鸟类多数是种间变异大于种内变异,该科鸟类几乎都是同属的优先聚类。序列分歧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支持将渔鸮属和雪鸮属置于雕鸮属下。同时,相对于欧亚大陆长尾林鸮种群,日本的长尾林鸮较四川林鸮分歧更大。系统发育分析结果也支持四川林鸮是长尾林鸮的一个亚种的观点。研究为进一步明晰鸱鸮科鸟类的系统发育和分类提供了新的分子证据。

《诗经·豳风·鸱鸮》与《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之比较

本文对中国先秦的《诗经·豳风·鸱鸮》与英国诗人的中古英语代表性辩论诗《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的意象进行了深入比较,根据两篇诗赋中的猫头鹰的文化原型、结合两篇诗赋所处时代背景与中西方文化上的异同对其中的猫头鹰意象进行了解读。

“玄鸟”与鸱鸮的关联性探究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学影响,学术界多认为玄鸟的原型即为燕子,但随着9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出土的一系列相关文物都表明鸱鸮在商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们认为文献中与商人有关的玄鸟实际上应为鸱鸮。

《鸱鸮》及其对汉代寓言诗赋的影响

从《诗经》里唯一的禽言诗《豳风.鸱》到汉代的寓言诗赋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从精神上看,这些寓言诗大多描写了人生的悲惨遭际;从作者的身份上看,大多属于“士”这一阶层;从方法上看,都是借托禽言而抒人生况味;在人称上,由纯用第一人称到多人称转换;在叙事上,由单角色过渡到两个角色的对话。种种变化都显示了寓言诗不断发展的过程。

“鸱鸮”者何?——从“鸱鸮”意象出发试释《豳风·鸱鸮》一诗主旨

对于《豳风·鸱鸮》一诗中"鸱鸮"之所指历来有不同看法。《毛传》以"鸱鸮"为"鸋鴂",视作起兴;《郑笺》将其解释为形似黄雀的"巧妇",喻指周公属臣之先臣。魏晋之后,认为鸱鸮是"恶声之鸟"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或以其喻流言者,或以其喻武庚。然而,根据现代考古学成果,鸱鸮从原始时代起即作为一种宗教图腾受到先民的崇拜,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因此鸱鸮实为具有一种宗教性质和神秘色彩的"神鸟",而非"巧鸟"或"恶鸟"。从这一点出发,诗中"鸱鸮"极有可能指"天",而非一个具体的人物。

也談清華簡《金縢》及《詩·豳風·鴟鴞》所見周初史事

清華簡《金縢》篇包含有重要的周初史事信息,值得仔細研讀。本文認爲今本之"周公居東"及簡本之"周公蹠東",均指周公主動下野而居於國都的東郊,而非東征。今本之"罪人",簡本作"禍人",亦證明"三監"只是散佈流言者,並没有勾結殷遺叛亂。"禍人乃斯得",應理解爲管、蔡等禍亂周邦之人,被以武庚爲首的殷遺俘獲。《詩·豳風·鴟鴞》篇中的"既取我子",亦應理解爲武庚俘獲管、蔡。我們對"禍人乃斯得"和"既取我子"的理解,與清華簡《繫年》"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子耿"的記載相吻合。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风·鸱鸮》:因为苦难,所以坚强

《■风·鸱鸮》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它在苦难的叙事中挺立起坚强的精神,在晓晓的述说中高扬起不屈的灵魂。全诗通过一头孤苦无助的母鸟的诉说,让我们体会到。

《鸱鸮》与“武丁周”“实始翦商”史事考

《诗经·豳风·鸱鸮》的题旨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在于学者将其与周公联系在一起勉力说解。清华简《金縢》表明《鸱鸮》非周公所作而为周公所用,孔子、孟子提到该诗作者时语焉不详,可知《鸱鸮》当作于周公之前。它被列入《豳风》其二,当为周族居豳期间所做。从考古资料来看,鸱鸮作为商族战神的符号,周人用之,绝非简单的起兴之法。周在武丁周之后臣服于商,参与商族征伐西土的战争,不得不与戎狄为敌,耗尽人力物力,无力自卫而被迫迁岐,太王亶父在此期间下了翦商之心。故周人作《鸱鸮》,乃是直接表达对商族的不满。

论《豳风·鸱鸮》的阐释与主旨流变

古今社会对《豳风·鸱鸮》的认识,存在着一个持久而复杂的过程,"鸱鸮为恶鸟"的观念并非自古而然的认知。毛传、郑笺认为鸱鸮为小鸟且喻指周公,对此唐人加以承继;至五代、北宋时期,时人逐渐坚信"鸱鸮为恶鸟",迭至两宋之际,"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武庚"的观点正式形成。其后,有关《鸱鸮》的阐释得以定型,许多学者以宋人观点为基础力证"鸱鸮为恶鸟"。通观古今,有关《鸱鸮》的阐释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至西汉"三家诗",认为鸱鸮为小鸟且与周公无关;毛传、郑笺至唐代,认为鸱鸮为小鸟且喻指周公;五代至两宋之际,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武庚;南宋及其以后,许多学者在坚守"鸱鸮为恶鸟且喻指武庚"的观点上,尽力弥合毛传与两宋学者的缝隙,这一阐释倾向一直延续至当今学界。

《诗经·鸱鸮》与周人冬月傩禳鹰隼之礼

《豳风·鸱鸮》之"鸱鸮"乃"鸱鹗"之误,指鹰隼类鸷鸟。据《月令》,这类鸷鸟是上古季冬的主要物候,也是人们年末傩禳的对象;《鸱鸮》正是周初年末傩禳鹰隼礼仪的祝词;《周颂·小毖》的结构同于《鸱鸮》,也是对傩禳鹰隼礼仪的的陈述。《尚书·金縢》是其作者对上古傩禳礼仪的误读所致,形成周公身祷的传说;但今本《金縢》仍流露出傩禳礼仪的痕迹。

《秦风·黄鸟》的死亡鸟与黄色鸱鸮

《诗经》中的黄鸟向有二说,或以为是黄雀,或以为是黄鹂。然而《秦风·黄鸟》的黄鸟并非是这两种鸟类,而是黄色鸱鸮。黄鸟本来是象征国家之亡与君王之死,也标志着新的国家与君王的诞生。由此来看《诗经》的黄鸟并非是动物学的概念,而只是指黄色的鸟。《诗经》其他诸篇中的黄鸟或是黄雀、或是黄鹂,并不是指同一种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