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鹑火三月”索解——殷人对春分实时观测的记载

《鹑火三月》刻辞,证明殷代已有对春分的实时观测,与四方风名的记载互相印证,见证了殷人天文学方面的成就。由于学界对“岁差”缺乏了解,以《史记》《汉书》注《尚书·尧典》《鹑火三月》刻片,凿枘不入,造成古籍整理注释的混乱。

火历论衡

《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庞樸先生《火历钩沉》,是一篇内容专门而富创见的文章。此文从古史及神话资料中发掘历法,又用天文历法解释古史及神话,不啻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读毕感想多端,窃有续貂之意。令故擬从《钩沉》文中刺取若干事,作进一步讨论,以求正确说明火历的性质及其源流。恭请庞先生和褚方专家惠予指正。

先秦秦汉时期的“火”宿考析

先秦秦汉时期,有三个星宿与火相关:荧惑、鹑火和大火。时人认为,三者都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其运行失常,会带来重大政治灾难。但荧惑顺行时,或岁星守心时,则有吉象出现。“火”宿运行凶吉,反映了先秦秦汉时期人们的祸福观念,这些观念建立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之上。

释“鹑羹”与“貆、特、鹑”——《说文解字段注》引文解误二则

我在写《〈滞经〉与十二次之“鹑”考释》一文(以下简称《考释》,载于《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0年第6期),在以确凿的证据考释了《诗经》的《鄘风·鹑之奔奔》、《魏风·伐檀》的“县鹑”和天文十二次的“鹑首”、“鹑火”和“鹑尾”之“鹑”,皆同《诗经·小雅·四月》的“匪鹑匪鸢”之“鹑(tuán)”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说文解字段注》的“《魏风》‘县鹑’、《内则》‘鹑羹’字当为‘(享隹)(chún)’和“《内则》

《诗经》与十二次之“鹑”考释

《诗经》的三首诗中有三个(实为四个)“鹑”字,或释为“镦(tuán),雕也”;或释为“音纯,鹌鹑鸟”,至今尚无释此三“鹑”字之音义皆同者。古代天文十二次之鹑首、鹑火和鹑尾,分别所属的井鬼、柳星张和翼轸七宿,又恰与“四象”之一的南方朱鸟(亦称朱雀)七宿相同,至今未见释此十二次之“鹑”与《诗经》之“鹑”的音义皆同、朱鸟即为鹑(鹑鸟)的工具书。笔者不揣谫陋,以写此文,有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

从“岁在大火”考证晋始祖唐叔受封之年

晋始祖唐叔名虞,分封于唐(其子燮徙居晋水傍而始称晋侯)的时间史籍无明确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虽然载有唐叔受封之年,但那是不可靠的。(详下文)《史记·周本纪》:“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后成王戏言授封叔虞而史佚请实现“诺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灭唐和封叔虞于唐的时间均不详。

《周语》武王伐殷天象的特点——札记第四十三

关于《国语·周语下》伶州鸠答景王问钟律之语,今年初我已有《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小文论及,说明了伶州鸠转述伐殷天象的可能性。近读陈美东先生《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文,颇多获益,愿就有关问题作一补充性的讨论。 陈文在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刘坦《论星岁纪年》等论著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左传》、《国语》中关于岁星行十二次的记述,结论说明这些“

关于武王伐纣之年的再研究

“慧星出而授殷入其柄”为武王伐纣时重要天象 ,此慧星为布罗逊———梅特卡夫慧星 ,规模媲美哈慧。公元前 1 0 45年 3月 7日该星回归近日点 ,元前 1 0 45年 1月 5日牧野之战前后 ,黎明前出现于东方。“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及“五星聚房”、“岁在鹑火”与姬昌称王、武王翦商的年代相符。文王自称王始至周室东迁兼行二历制。

西周天象和绝对年代

文章依据殷末和西周的天象记录 ,推定了武王伐纣年和西周诸王年代。根据“五星合聚”、“岁在鹑火”及“月相干支”的记载 ,得出文王受命元年是公元前 1 0 58年 ,伐纣之年为公元前 1 0 4 6年。把“天再旦”现象解释为发生在郑地方的日食的“懿王元年”算出是公元前 90 3年 ,但公元前 92 5年也有成为“懿王元年”的可能性。

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古文献与新出土文物的有关天象纪录,论证、推算了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前的若干大事的纪年(在这以前我国历史尚无确切纪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同志和张培瑜同志这篇文章,推算了武王伐纣应定为公元前1057年,其成果和治学方法都值得我们重视。

古汉语数字虚化规律刍议

清人汪中揭示了“三”、“九”作为虚数的用法之后,学者们又相继考出“五”“七”“十一”、“二十六”、“七十二”等的虚指用法,此中,有的还进而探讨虚化的原由。有人从数字本身去寻求这种原由。樊縯说:“这种括约观念是将‘五’当中数,因为从‘一’到‘九’,‘五’在中间的缘故。因此就将‘五’以里的诸数看作小数,或作少的代表;‘五’以外的诸数看作大数,或作多的代表。”闻一多等也说:“在十为足数的系统中,五是半数,五减二得三,是少数,五加二得七,是多数。古书中说到‘三’或‘七’,往往是在这种意义下,作为代表少数或多数的象征数字的。”

《橘颂》作者为伯庸考

《桔颂》与《九章》“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从内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从形式来看,“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于是有人说《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也有人说是晚期的作品。至于《桔颂》所颂者也说各有异,或曰自颂,或曰颂人,或日“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凡此说明还需对《桔颂》作更深入的探讨。

金文对号法述评

三十年代初,史学家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要求:化彝铭为史料.为了满足这一要求,首先必须解决纪时铜器的年代问题.围绕这个任务,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派为金文对号法,另一派为铜器断代法——这两种名称都不是倡导者自己命名的,而是读者的说法.笔者在总结了两派五十多年的经验后,关于断代法的得失,已经发表了初步意见.

楚帛书天象再义

甲、楚帛書象緯解余向疑長沙子彈庫帛書所記述者為楚天官書之逸篇,時賢或目之為月禁。近時,再取《史記·天官書》與之對讀,尋繹再四,彌覺鄙說之非妄。因不憚親縷,續陳如次:

浅谈观象授时

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凭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以及寒来暑往和草木禾稼的荣枯,确定了年、月、日以及春夏秋冬等时间概念。年、月、日、时的这种从不间断的、周而复始的物质运动形式,就是日、月、星辰出没所形成的天文现象。观象授时主要是观天象,即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变化。这种位置变化是由日、月、星辰各自的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观测并掌握日月星辰的位置变化(即运行)规律,就能计量、安排年月日时和春夏秋冬四季及廿四个节气。

屈原生年的再探讨

《离骚》开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历来是作为研究屈原生年月日的可靠资料。对这两句诗的正确理解,因涉及古代天文、历法上许多复杂问题,所以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打算在前人和近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探讨,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和论证,以期能够有助子正确解决这个问题。

“岁在”纪年辨伪

在《国语》和《左传》(汉以前为《左氏春秋》)中,都有一些“岁在某次”的记载,一向被人误认为先秦的岁星纪年。《周语》铸无射章有一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往往被当做周初的天象实录,用为研究克商之年的史料依据;可是,各家据以考证出来的绝对年代,不但是互不相同,而且都经不起史事的检验。其原因所在,除了各家应用的历谱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在于谁都不曾认真地考察一下“铸无射”章,到底是先秦的著作呢,还是后人造的伪书;也无人探讨“岁在某次”的来历,它到底创制于那个朝代呢?伪“铸无射”章是汉人编造的,笔者已有论述,现在再谈谈“岁在”纪年。

骨辞“四风”考释——我国上古音乐美学探赜

风,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几乎与音乐是同义词。《诗》,三百零五篇,而“风”却占了一百六十余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把搜集民间音乐,称之谓“采风”。《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管子·轻重篇》云:“吹埙笛之风,动金石之音.[注]:风、曲也。”《左传·隐公五年》云:“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诗集传》:“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可见,以上所谓的“风”,均作为音乐的代词。

《周语》“铸无射”章辨伪

两千年前,刘歆在《世经》中引用过一句话:“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来验证他拟定的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122年。这句话出自《国语·周语下》,他却说是“外传”。他定的这个年份和另一个伐桀之年,东汉时就被人评为“横断年数,损夏益周”。本世纪以来,尽管人们不同意他定的这个年份,而把“岁在鹑火”当做伐纣时天象实际的,还不乏人。有些学者用不同于刘歆的方法,推算“岁在鹑火”,得出了和刘氏不同的年份。如新城新藏的公元前1066年,赵光贤的公元前1057年,黄宝权、陈华新的公元前102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