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麹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

麴氏高昌王田（502—640）的终结，虽然是在隋唐时代到来的几十年之后，但就其历史文化特质而言，该王国的时代所属只应是隋唐的前一个时期。现在，由于吐鲁番出土资料的运用，学界对于该王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地方制度在内的各项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就麴氏高昌王国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发表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试论麴氏高昌国的计亩承车牛役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赋役制度,史书记载尤为不详,今根据吐鲁番文书对高昌国时期赋役制度中的计亩承车牛役制度进行探讨。从而对此制度的具体实行办法,实施范围做一个分析,以提高对高昌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

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麴氏高昌延昌末瘟疫试探

吐鲁番出土的一份麴氏高昌延昌末的佛经题记，隐约透露了这一时期本地区可能发生的一场瘟疫。这是一种以皮肤疾患为症状的重症传染病，极有可能是死亡率较高的天花。瘟疫给高昌社会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高昌人的信仰，成为促使这一时期佛教进一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分布考——以麴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古遗址的空间把握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麴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古城、墓葬、石窟遗址为基础，与斯坦因等报告做全面对照，提供新的照片、测量数据，并在地图上准确标明其地理坐标。

麴氏高昌國史新探——以明人胡廣《記高昌碑》爲中心

明代外交家陳誠多次往返中亞,途經吐魯番時曾摹打高昌舊碑而歸,贈與友朋。胡廣《記高昌碑》一文正是據此而來。與高昌國相關的拓本,分别是《重光寺銘》《記寺田園刊之碑》《右衞將軍領宿衞事麴聪芝追遠寺銘》和《無量壽窟銘》,是高昌國重要史料。根據這些史料,高昌國佛教史需重新認識,而麴寶茂作爲麴嘉之子的身份確認,高昌的政治史也有了重大發現。新史料對於歷史研究的推進,常常出人意表,《記高昌碑》再次贈與學術界驚喜。

新出麹氏高昌历书试析

最早发现并肯定麴氏高昌自有历法的是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先生生前多次和我谈到对有关考古资料的分析，惜未能完成其研究。近年，王素同志撰《麴氏高昌历法初探》一文，始对麴氏高昌历法进行了系统地探索。限于出土资料，当时大家都未见到过麴氏高昌的历书实物，只能凭藉出土墓志及文书中的有关纪年资料，结合古代历术进行推算。

麴氏高昌与铁勒突厥的商业贸易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麹氏高昌与铁勒、突厥在经济上的交流进行了论述,指出铁勒、突厥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通过他们在高昌市场上的矿产品买卖和与高昌之间的钱马贸易,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麹氏高昌的土地买卖和推行均田制的某些迹象

麴氏高昌王国,是我国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王国自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历时一百四十一年。在这近一个半世纪期间,麴朝是否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施行了均田制度呢?史学界目前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唐长孺先生曾对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十四年手实》中所记载的授田、和中男年限规定作了探讨研究,“发现很难按照唐令解释,却与魏、齐、周、隋四朝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因此推断是麴氏高昌时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马雍同志也曾就《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和有关吐鲁番土文书,证明麴朝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而卢开万同志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一文中,根据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这个地区始终从未实施过均田制度”。麴氏高昌王国的土地制度,是研究这个王国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在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述浅见,言之是否得当,敬请教正。

麴氏高昌王国祭祀状况研究

历代王朝与统治者都很重视祭祀活动,通过祭祀活动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麴氏高昌作为一个割据政权也不例外。吐鲁番出土的祭祀文书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资料。通过这些文书可以管窥麴氏高昌祭祀的诸神、麴氏高昌王国的祭祀概况、麴氏高昌的祭祀特点。

关于俄藏“揖王入高昌文书的几个问题城事”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一件整理号为2842、收藏号为Дx．2670v的《揖王入高昌城事》，是一件关于高昌历史的非常重要的文书。但由于书写在《史记·李斯列传》（整理号为2840、收藏号为Дx．2670）书写的背面，又残缺不全，自俄罗斯孟列夫（Д．H．MeH％mHKOB）先生编目首次披露，经姜伯勤先生、陈国灿先生、笔者、施萍婷先生和日本关尾史郎先生等先后介绍，直到已故吴震先生最终解读，经过了三十多年，可谓非常不易。当然，这里说的最终解读，也仅限于大部分文本，文本内外遗留的问题还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经过研究，认为：（一）关于文书的内容与解读：第1行“姚法威”应是沮渠蒙逊派出的使者，第6行“司马”前残不可能是“大”字，第7行“摄正”应指沮渠安周由辅佐无讳到正式继承王位，“从四月到七月”云云应指安周继承王位之后发生的变故。（二）关于文书的性质与时代：本文书既不可暂名为《北凉（沮渠氏）大事记》，也不可能是无讳或安周授命撰写的昭示高昌臣民的公告，而应定名为“沮渠氏北凉史事摘抄”，时代应属麴氏王国中前期。

高昌建昌六年(560)麹惇墓表考补

近来笔者读到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12月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大型图录一册，收入该图册构是共和国成立前和其以后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部分墓砖照片和拓片，共计199方，其时间上起麴氏高昌章和七年（537），下迄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

高昌王国田赋数额问题及计赋方法

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三斛/亩田赋数额问题及计赋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高昌楼兰研究论集》读后

侯灿先生的《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是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国际性热潮中由我国学者完成的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收录了侯灿先生最近几年研究高昌、楼兰地区的一部分论文,它既反映了作者所走过的治学道路,也足以代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汉晋时期高昌、楼兰研究的最高水平。限于篇幅,仅就《论集》中研究比较深入的几个论题及观点作一简要介绍,看是否言之过当。1,关于《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麴氏高昌王国的官制,《梁书》、《周书》的《高昌传》及《北史·西域传》均有简略记述,但讹脱漏误较多。

试析“高昌吉利”钱的年代及性质

"高昌吉利"钱是麴氏高昌时期铸造的圆形方孔钱,主要发现于新疆高昌故城附近,目前存世大约50枚左右。由于缺乏史籍记载和足够的考古证明,关于其铸造年代、铸造地点、性质用途等还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本文拟从旅顺博物馆藏3枚"高昌吉利"铜钱入手,结合考古发现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试着探讨一下其铸造年代及其性质用途等问题。

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

本文探讨了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葡萄栽培、种植、管理状况 ,推测了当时的种植面积 ,考察了当时葡萄干的种类 ,分析了当时葡萄酒的酿造、储藏工艺、技术 ,以及高昌葡萄酒税与储藏的关系等问题。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

麴氏高昌国时期雇价问题探讨——兼论高昌寺院银钱的使用情况

据《高昌某寺月用麦、粟、钱、酒帐》《高昌延寿元年张寺主明真雇人放羊券》以及《延昌廿二年康长受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等契约文书,麴氏高昌时期农业领域里的雇价,很可能是成年雇工每日麦粟1.1—1.2斗,未成年雇工每日粟3—7升;畜牧业或其他领域里的雇价大概在1.83斗至3斗多。雇价以粮食支付为主,银钱及牲畜为辅。寺院的银钱并不充足,主要用来缴纳赋税,少部分用于购买生活或佛教供养必需品;以粮食作交易手段则显得多样化,但很少用于输租与商业交换,继续体现了"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的规定。由于高昌不铸造银币,前期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银钱此时已退居次要地位。

公元6-8世纪吐鲁番阿斯塔纳地区家族茔院研究——以张雄家族茔院为例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地聚族而葬的家族茔院模式出现于公元6世纪初期至8世纪中期。张氏家族茔院共包含墓葬65座,出土墓志50方,使用时间从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茔内张雄家族在麹氏高昌社会中地位尊贵、政治势力强大,延续时间长,且墓志资料翔实,在文献中亦有明确记载。通过对张雄家族的墓志资料、墓葬排位的分析,明确了其家族的兴衰变迁,认为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制度来源于中原家族墓地,茔院形制其实是中原地区家族墓的一个地方类型。

麹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

关于麴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问题，史学界前辈罗振玉、黄文弼、冯承钧、岑仲勉诸先生以及日本学者嵨崎昌等人已作过一些研究①但因条件限制、资料缺乏，多囿于我国史籍记载，推测考证互有矛盾，许多问题并未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