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信仰的变迁对蒙古族制度文化的影响

蒙古族早期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共存,北元时期黄教在蒙古地区逐渐起主导作用。宗教信仰的变迁对蒙古族制度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蒙古政权由盛转衰,蒙古文化由单一到多元,促进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

蒙藏文史籍所记林丹汗宗教信仰问题辨析

清前期蒙、藏文史籍中都充分肯定林丹汗的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并颂扬其在传播黄教方面的贡献。自乾隆四年成书的达尔玛固始喇嘛《金轮千辐》开始否定和诋毁林丹汗的黄教信仰,称其率领察哈尔部西迁是欲入藏消灭黄教。之后,诸多喇嘛史家沿袭其说,逐次增饰细节。达尔玛等喇嘛曲解《五世达赖喇嘛传》有关明末康、青、藏地区各种政治势力的记述,编造出了诋毁林丹汗的不实之词,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本文通过比勘蒙藏文史籍相关记载,对其不实之词予以辨析,以澄清史实。

论中华法制文明共同体视域下明末至清代中期蒙藏法制的交融

少数民族之间的法制交融是中华法制文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明末至清代中期蒙古诸部封建主从藏族地区引入和积极传播黄教,来自藏族地区的黄教文化与蒙古族游牧法制全面交融。以黄教在蒙古各部传播的先后,可以将这一交融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土默特部时期,其特点是强制性与本土化;第二阶段是喀尔喀部时期,其特点是特权化和组织化;第三阶段是卫拉特部时期,其特点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第四阶段是清初喀尔喀部时期,其特点是进一步政治化。从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看,一方面,法律作为宗教传播的工具,宗教的相关内容会渗透到法律中;另一方面法制作为上层建筑也成为社会改革的目的,从而把宗教的相关内容法律化。

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派系原为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迫派。及至15世纪初叶．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黄教)，此后噶当派并人格鲁派。此四大派系一直传承发展至今。藏传佛教的东传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先是从青藏高原北向传入西夏，对西夏文化影响甚大。佛教是当时西夏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仲，西夏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僧人数量很多，据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三千。

藏传佛教呼图克图职衔考释

l6世纪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始传人蒙古地区。长期以来，黄教在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被蒙藏民族佛教界所共同采用的新的佛教名词术语。这些新的名词术语既有梵语、藏语，也有蒙语和汉语，有些名词甚至由两种乃至三种民族语言混合构成。

抚慰与控制:绥远城驻防设置的宗教原因

明末清初,归化城成为蒙古各部宗教信仰的中心。清统一漠南以后,采取尊崇和扶持喇嘛教的政策,以羁縻蒙古诸部。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拥有诸多政治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势力。在清朝统一西北的战争中,喇嘛教既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也在许多情况下,背离清朝的意志,与清为敌。针对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加强喇嘛教的管理,另一方面设置军事驻防对其监督防范,达到对喇嘛教既利用又控制的目的。

清朝的黄教政策与蒙古社会

清朝的黄教政策 ,是其边疆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该政策给蒙古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使蒙古族经济 (包括寺院经济 )、蒙古地区经济、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都得到了发展。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受到了限制 ,若将其纳入当时中国人口大势及草原地区自然与社会的承载能力中考察 ,则是不能全盘否定的。黄教政策削弱了蒙古人民的战斗精神 ,却带来了北疆的和平 ,有利于社会稳定。

试析西藏黄教四大寺的布局特征

通过对西藏黄教四大寺建筑历史的追溯,探讨了寺庙布局发展的历程,总结分析了每座寺庙的布局特征:甘丹寺沿山坳呈扇形的发散模式;哲蚌寺建筑群以高等级建筑为中心,形成了由内向外的发展趋势;色拉寺以道路为中轴,新旧区域划分明确;连续七座的金顶建筑构成了扎什伦布寺的序列中心。在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宗教背景下,四大寺的建筑布局有一定的共性,以一种类似细胞组织自然发展的方式向外扩张;同时,由于每座寺庙所处的地理条件的差异,建筑布局又各有不同,但总的来看,都是因地制宜,顺应环境,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简析蒙古汗王与黄教领袖神圣联盟之原因

蒙古汗王与黄教领袖两次神圣联盟的原因 ,是相互需要所决定的 ,并最终成功地结成联盟统治。

清代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黄教寺庙建筑的历史变迁

土默特地区是黄教最早传入的地区,其政治中心呼和浩特也是漠南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由于黄教在蒙古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及黄教上层对时局的政治贡献,在清政府的推动下,迎来了黄教的盛世。康雍乾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出现了寺庙新建、扩建和重修的高潮。嘉庆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黄教走向衰落,寺庙建筑也日益破败。这一历史变化与清政府对蒙政策息息相关,同时,也有本地区的特殊原因。

论藏传佛教对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影响

16世纪末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 ,其宗教神权思想成为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 ,对蒙古史书的编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7世纪蒙古编年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黄教影响 。

俺答引崇黄教探微

喇嘛教在 13世纪后期开始传入蒙古地区。由于受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它未能在广大蒙古民众中得以传播 ,因此 ,它随着元朝统治的结束而逐渐消失。 16世纪后期 ,在俺答汗的倡导和扶持下 ,喇嘛教又以格鲁派形式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区 ,并很快传播和发展。喇嘛教的二次传入 ,有其深刻的根由 ,它既是蒙古封建领主们用于稳定统治、在思想上钳制广大牧民以及改善蒙藏关系的需要 ,同时也是藏地政教各派势力激烈斗争的产物。俺答与索南嘉措即是在此形势下走到了一起。喇嘛教的二次传入对蒙古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生活习俗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黄教对蒙古族史学的影响

整体看来,黄教思想既有对蒙古族史学虚构历史观的塑造以及对蒙古族史学客观性的损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有顺应蒙古族社会和史学发展需求、打破蒙古族社会沉寂的史学氛围、扩大蒙古族史家的史学视野以及促进蒙古族史家的历史观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对于黄教对蒙古族史学利与弊的思考,现实的价值关怀固然必要,历史的分析更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视角。

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中的黄教因素

外蒙古内附清廷的动力之一,就是清朝尊崇黄教。逮于晚清,清政府一改以往做法,对外蒙古黄教采取疏远甚至压制的态度。外蒙古喇嘛王公认为这种做法是在仇视黄教,又,革命方殷,共和国体已成,外蒙古王公喇嘛担心礼教不存,黄教也必不保,他们遂不愿意加入中华民国。概而言之,蒙古民族几百年来的黄教信仰,已成为其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故如何保护黄教的问题成为1911年外蒙古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教的传入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

16世纪70年代,黄教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大力倡导下传入蒙古地区,并广泛传播,对蒙古族文化在宗教、文学、医学和建筑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间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镇海寺佛教简史

镇海寺自明初创建以来,经过铁林果禅师的中兴,成了五台山的禅宗丛林。康熙五十年(1711)敕建后,改为黄庙,旋即给予二世章嘉阿旺罗森曲殿管辖,遂成历世章嘉活佛道场。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喇嘛自主的黄教寺庙。

献身党的统战及教育事业的宫明·姜巴曲日木

宫明·姜巴曲日木活佛曾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伦台黄庙第九世宫明。早在1950年解放军解放焉耆和靖县(今和静县)时,年仅19岁的九世宫明活佛就号召僧俗迎接解放军进入和靖县,并帮助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他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热爱祖国。他打破禁锢的宗教风气,倡导科学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事业及蒙古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加强新疆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贡献了一分力量。宫明是一位爱国的宗教人士,在新疆宗教界及蒙古族中有极高威望。

清初政权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明清交替时期,黄教对中国“三北”地区影响重大。无论是蒙古、满洲还是沙俄都对黄教以及黄教的圣地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黄教以及黄教圣地西藏的联系中,满洲政权的黄教及西藏政策更具主动性。正是这一积极的姿态使得清初政权有效地利用黄教来扩大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影响,并为它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清廷对西藏以及黄教政策的灵活运用还为清政权统一中国、成为“华夏共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黄教在喀喇沁地区的传播及其对蒙古族教育的影响

喀喇沁旗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黄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文化信仰,因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以及黄教教规的柔和,被喀喇沁民众广泛接受,以致于"安于愚民政策之下,不思振作",这就制约了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从黄教反对外来文化的传入、阻碍了学堂的创办、降低了人口数量和质量三个方面,论述黄教对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制约,但同时也肯定了其在培养知识分子方面具有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