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宗顶相中的行乐图形式研究

本文探讨了黄檗宗顶相中的行乐图形式。黄檗宗的此类顶相并非平地拔起,而是具有历史和宗教的内涵,禅师身处户外山水中的顶相,至少在宋元时代已经出现。黄檗宗独有的行乐图样式顶相,则更接近诸多中国明清时代的文人行乐图。此种样式除了单人像外,往往采用群像或三幅对的组合来表现;画中的器物与动植物既具有世俗肖像的特征,能与现存的实物对应;又具备内在的意涵,有时能在题赞中体现其阐释。

黄檗宗与普度文化对日本送船民俗的影响——以“舟子流”为例

自2020年“送王船”习俗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围绕送船民俗的传播也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聚焦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的“舟子流”送船仪式,从文化人类学、传播学角度对其起源、来源进行挖掘,探讨江户时期因唐船贸易而流行于日本长崎华侨中的送船民俗“彩舟流”与“普度”仪式,以黄檗宗这一日本境内的独特中华文化元素为载体,经由日本僧人,纵深传播到日本东北腹地的可能性。论文着力于发掘黄檗宗在影响日本民俗仪式方面的新史实,反映出中华文明凭借海上丝绸之路东北线,渗透影响日本庶民民俗文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境外强大的感染力与生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黄檗宗在江户时代的越境与共生——以隐元隆琦为中心

黄檗宗在江户时代越境东传后与日本佛教形成共生的争鸣局面。隐元隆琦作为“临济正宗”不仅从法脉上继承了正统的“大机大用”“无位真人”思想,而且还强调南宗禅棒喝的教学风格。与此同时,他还主张禅净兼修,在自力与他力的融合下,通过自主性的自修自悟寻求或者返回自我的主体性,从而进入到超脱俗世、超越生死、自由自在、生生不息的状态。此外,隐元隆琦将“孝”思想视为黄檗宗禅法的“大本”,体现了亦佛亦儒的思想特点。隐元隆琦思想所呈现出的临济正宗、禅净兼修、大本之孝的特质,成为黄檗宗越境后与江户时代的日本佛教、儒学等共生的重要内在动因。

东传日本的黄檗宗“列祖源流图”研究

黄檗宗的列祖源流图融合了诸多中国明清时代肖像画的样式。这是将自隐元隆琦禅师东渡之后的法脉集于一图的群像画,多用于仪式之中。列祖源流图的图像源头大致有三种,一种多受明清行乐图形态的影响,采用文人雅集元素,陈列奇趣器物,体现了物质文化与个人品味;第二种模仿释迦三尊、灵山法会等道释画;第三种则受明清之际宗族祖先“代像”的影响,也受到明清时期福建地域画家创作的人物画风格以及早期传入日本的中国视觉文化的影响。

日本黄檗宗僧人对本土社会的影响

黄檗文化是由明末中国人携往日本的知识、文化、技术与日本社会相结合之产物,其核心是脱胎于闽地的佛教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文化形态。日籍僧人皈依后,在传播黄檗宗的同时,也促进了黄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应用,并深刻影响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分影响直至今日。因此可以认为,日籍僧人是让黄檗文化应用至日本社会的重要推手,是黄檗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黄檗宗声明之转调考略

黄檗宗声明即日本佛教黄檗宗的仪式音乐 ,由明清交替之际大陆高僧隐元禅师东传扶桑。本文是对此宗声明旋律之转调现象的专题研究。作者通过细致归纳分析 ,推导出有意味的结论 :转调引起黄檗宗声明之音阶的日本化 ,而音阶的日本化既是黄檗宗声明之民族属性转换的发端 ,也最终形成黄檗宗声明日本化的鲜明特色。从技术的角度观照 ,转调技巧 ,对于黄檗宗声明的音乐性格之民族属性的转换 ,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明末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

在明末佛教昌盛的环境中,隐元隆琦复兴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开出临济宗黄檗派。南明时期,应长崎唐人邀请,隐元等黄檗派僧人先后东渡,弘法日本,终于开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形成黄檗宗。黄檗派所代表的大陆佛教,为生机不振而亟待重生的日本佛教所接纳,得以开立新宗,延续至今。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及其衍生的黄檗宗,在中日佛教乃至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闽僧东渡与江户时期的中日佛学对话研究--以黄檗宗东传日本为例

公元1654年中国佛教名僧隐元东渡日本,而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宗派黄檗宗。黄檗宗为日本佛教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由黄檗宗衍生的黄檗文化还深刻影响了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学、艺术、书画、建筑等,中日佛学对话的影响力甚至深入到日本国民日常的饮食生活,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化融合度。对明末清初闽僧东渡日本的政策性因素、宗教发展需求、航海条件等历史背景进行对比分析,重点剖析中国佛教黄檗宗在东传后日本的发展情况。隐元渡日黄檗宗东传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佛教禅宗日本化的视角深入考察其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明末黄檗宗及书风传入日本的原因探析

明清鼎革之际,一方面因为对清政府不满,一方面因为受到福建商人社团的盛情邀请,隐元禅师于1654年率众弟子渡日,并在日本修建了宇治万福寺,这一历史事件对日本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就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日本书法的历史渊源等方面探究黄檗宗及其明末书风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的原因。

8至17世纪禅宗“列祖图”的生成与发展:从曹溪禅至黄檗宗

本文全面梳理了禅宗"列祖图"自唐代至清代的发展脉络。认为早期的"列祖图"带有文献性质,后期逐渐发展出仪式功能;小型的文献"列祖图"可作为传法的依据,大型的顶相"列祖图"可陈设和拆分;中国的"列祖图"传统传入日本后得到传承,晚期福建传入的"列祖图"虽然受到教外地域画家的影响,但仍然延续了禅林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木庵与日本黄檗宗

明末清初．泉州开元寺僧木庵禅师东渡日本．扶助其师一代高僧隐元禅师开创了日本黄檗宗，并继承隐元禅师的法席，成为日本黄檗宗的第二代祖师．木庵在日本兴隆黄檗事业，弘传黄檗文化，是一位对日本近代佛教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名僧，为中国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卓越的贡献。

黄檗宗禅师木庵性瑫顶相题赞书法分期研究

本文研究了17世纪东渡日本的黄檗宗禅师木庵性瑫的题赞书法。内容包括对木庵生平的简述、对木庵书风有所影响的法帖、木庵书风的分期,以及鉴定木庵顶相题赞的几点要素。将木庵的顶相题赞分为早中晚三期,并总结了不同阶段结体、行气和章法的变化。认为禅宗的顶相题赞书法往往不追求典雅平正,而是以“天然”与“粗略”之风体现禅宗旨趣。

渡日黄檗宗禅师隐元隆琦顶相题赞研究

本文研究了东渡日本传法的隐元隆琦禅师顶相中的题赞,通过对两种类型顶相题赞的总结和分析,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首先从隐元的用印和落款来看,引首印是隐元表明自己传法身份的关键,落款印则体现了隐元的法号和形象。第二,隐元坚持为顶相题写赞语到去世的当年。早期的字体构型疏松,笔触狂放,大小变化明显。至晚年字形匀称,连笔绵密,字间距较小,运笔更为圆熟灵动。第三,从题赞内容来看,内容反映了临济宗赞语粗犷犀利、不拘一格的特色,体现了“渡海传法”的勇猛面貌,“临济正宗”的嗣法身份。

黄檗宗隐元禅师诞辰四百周年书画展

禅宗为日本佛教一大支柱,禅文化为日本文化构成要素,一如中国之佛教和文化然。盖日本禅宗由中国传去,先临济,次曹洞,后黄檗,鼎足而三焉。隐元隆琦(1592—1673),明末临济宗高僧,曾主中国福建黄檗山万福寺十有七载,道风远播,遐迩归心。清顺治十一年(1654),受请东渡弘法,于日本京都开创黄檗山万福寺,殷勤办道,尽其形寿,使“黄檗蔚为日本佛教之一大宗”。隐元之后,万福寺之法席,经木庵、悲琳、独湛等历十三世,又第十五、十七世,均为中土高僧。“新”“古”黄檗,互注交流,一脉相承;“中”“日”文化,踵规继步。

日本黄檗宗寺院建筑梁架形制及其源流探讨

本文以日本长崎、京都的4座黄檗宗寺庙中的7座单体建筑为代表实例,从其实例特点出发,分析其祖型源流,指出其中五座建筑的梁架形制与中国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佛寺建筑梁架有较深的渊源,同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自身的地域特点。

东传日本的黄檗宗白衣观音像研究

文章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随着17世纪传入日本的中国临济宗黄檗派,即在日本被称为黄檗宗的禅师们携带入日的白衣观音像,认为宋元以来传入的白衣观音形象形态优美,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并得以继承。明末清初传入日本的黄檗宗白衣观音形象则带有福建及周边地区的地域特色,也体现了以福建为主的江南绘画的时代特色,与黄檗宗的雕塑等物质文化有内在的关联。整体而言,丰富了中国传入日本的观音形象,显示了全新的活力。

隐元隆琦和日本黄檗宗

隐元隆琦是继鉴真和尚之后,到日本传播佛法的又一个著名高僧。他不仅在佛教界,而且在其它领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和先驱者之一。一隐元俗姓林,名隆琦,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六岁时其父去浙江谋生失去音信,依靠母亲一人劳动维持全家生活。

日本关帝信仰传播路径研究

日本的关帝信仰是由中国东南沿岸的渡日华人作为海上守护神和商业神带到日本,随后这一信仰由黄檗僧人和文人雅士自日本长崎逐渐蔓延至关西及关东的广阔地域。随着《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巨著在日本的风靡,关羽这位忠勇武士以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日本民间传播,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在日本,关公不仅作为守护神、财神、商业神被华人崇拜和祭祀,也作为三国武神被日本民众广泛喜爱,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中日文化间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彰显了文化交融中独特而迷人的魅力。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关帝信仰在日本的传入、发展至本土化的全过程,了解关帝信仰在日本的传播路径,以便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隐元大师与黄檗文化刍议

黄檗文化发源于唐代福建福清黄檗山,以佛教文化为内核,涵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等丰富内容,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有着新鲜的当代活力。以唐代断际希运禅师、明代隐元隆琦禅师为杰出代表,黄檗文化是一种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尤其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深刻影响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至今日。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传播文化的功绩,体现了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视。可以认为,在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中,佛教文化于推动与近邻诸国的友好交流,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