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的危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思想再探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了中国传统法,深刻揭示了构成中国传统法的礼与法在当时的危机,并提出了变革之道。对于礼,黄宗羲认为君臣之礼被扭曲,他希望用学校议政和设置宰相等措施来恢复礼秩序。对于法,黄宗羲则认为危机在于是"一家之法"所产生的弊端,变革的方向是要走向"天下之法"。黄宗羲对传统法及其危机的认识和批判极为深刻,但提出的变革之道并未超越前人。清末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注意到《明夷待访录》中反专制思想的因素,但黄宗羲对传统法的反思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法政思想和观念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往往可能在作者的意图之外。

清初“三大儒”辨正——从“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的王夫之谈起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被合称为清初“三大儒”是相当晚近的发明。王夫之直到道、咸年间才由于表彰乡贤的需要被湘人邓显鹤重新发现,经由湖湘士人的推许方得以与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老牌大儒相提并论。甲午战后,由于立宪派与革命派对船山思想中的民权之说和民族主义的推崇,王夫之“三大儒”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一跃成为晚清政治语境中举世瞩目的存在。直到20世纪40年代,王夫之以其唯物论哲学,在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才真正确立清初“三大儒”地位。王夫之的地位变动与清初“三大儒”谱系的演变与定型,反映了近代以来各方话语在政治、学术场域中的竞逐,对于反思现行的清代学术史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记视域下的“顾黄王”并称与船山学的发生

船山学的发生与“顾黄王”并称密切相关。近代文人日记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问题。“顾黄王”并称是很重要的近代思想史问题,而近代是一个思想动荡、文化转型的时代,“顾黄王”并称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顾黄”“顾王”“黄王”三种并称依次出现而又相互交织,直到“顾黄王”形成,“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合称才最终完成。顾、黄都处于江南,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很快形成了“并称”。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王夫之思想大放异彩,“顾王”并称成了主流,“清初三大思想家”的称谓也逐渐形成,船山学也自然被建构起来。可以说,船山学的发生是在“顾黄”并称与“顾王”并称之争议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