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档案词状制作者再探

黄岩档案词状大多由“做状人”作稿、“写状人”誊抄至状式,有时“做状人”“写状人”相同,官代书仅盖戳。清代状式上设置“做状人”最迟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设置“写状人”最迟可追溯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黄岩档案中“写状人”一栏出现前后,官代书职能并无变化;该栏的设置是时任知县为杜绝谎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的个性化规制措施。“做状人”身份有:官代书、生员身份的呈状人、“歇家”、民间基层知识分子。“写状人”身份有:官代书、生员身份的呈状人、“歇家”及其学徒、民间基层知识分子及其学徒。与其他地方档案相比,黄岩档案词状制作情况颇具独特性。清代词状制作实践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性。

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

清代黄岩县诉讼档案表明,当时州县衙门通过各种方式压制诉讼的启动,将大量纠纷(甚至刑事重案)交由当事人自行邀请族众调理,法律成为压服当事人自行处理纠纷的工具;知县大多凭直观感觉断案,几乎不以法律为裁判依据,即使存在查照律例的情形,也极少做出确定性的裁判。此种裁判方法使得当事人难以对衙门形成合理预期。这种现象在清代黄岩五任知县的裁判中一以贯之,在其它区域也存在。

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是在官府衙门主持下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案件性质的民事导向、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宗族力量的强渗透性、纠纷双方心理接受程度的不完全性等特征。清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和复杂的施政环境促使官府衙门对"官批民调"解决民间纠纷有强烈偏好。中国古代熟人社会结构也为"官批民调"制度的施行创造了条件。"官批民调"制度是创造性解决民间纠纷的有效途径,但也有其局限性。

清代州县讼案和基层的司法运作——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中心

近年发现并整理出版的清代浙江黄岩县诉讼档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基层司法运作的风貌。一方面,档案表明,尽管《大清律例》对违法行为明文规定给予惩处,但这些法律在基层社会很少甚至没有得到遵照、执行;另一方面,尽管调解被认为是清代法律的重要传统,但许多案件表明,基层的调解纠纷并不总是有效。知县强制大部分当事人自行理处纠纷,但实际上往往没有解决纷争。这些讼案类型还说明,与传统的官方息讼或厌讼说教相比,案件当事人有强烈的参与诉讼倾向,以维护自身利益,尽管衙门并不是实现纠纷解决的理想途径。

黄岩诉讼档案状词真实性研究

清代浙江黄岩诉讼档案中的状词,大多语言表述较为平实,基本不存在夸饰案情的情况。这说明清代后期诉讼状词中的诉求十分明确,否则会遭到官府的驳回。同时,官方对呈递上来的诉状批复时,大多都能慎重而又准确地处理,恣意而为者很少。通过对这批档案的解读,能进一步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逐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甚至中国法学研究的束缚。

近代台州调解的实践与反思——基于《黄岩诉讼档案》的研究

调解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表征之一。黄岩诉讼档案的发现和研究,对近代台州调解的实践在维护宗法社会、了解传统调解的类型和法律效力,以及对有关理论的论定,都有实证意义。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调解作为传统法律文化可以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反思。

浅谈黄岩诉讼档案中的“珠语”

黄岩诉讼档案记录了清末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五年黄岩县受理的民间诉讼,其诉状开篇皆以四字"珠语"的形式叙述案由,这种形式自宋代就已出现。黄岩诉讼档案中所记录的案件绝大多数为民事案件,但经过"珠语"的描述,使案件皆具有耸人听闻的重大案情。这种"耸听"式的词讼在明、清时期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但地方官员受理案件的选择态度使"珠语"的产生与流行成为必然。

预流之士与求实之作

由田涛、许传玺及王宏志教授主编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以下分称<黄档>和<调查报告>),是对2000年发现的黄岩县的一卷县署诉讼档案的84宗文书进行整理,并精心挑选78宗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文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对应性调查之后编纂而成.

清代诉状探微

清代诉状是清代诉讼活动中形成的重要司法文书,现存于世的清代诉状作为司法档案的一部分大多保存于地方档案馆。清代诉状为我们研究清代司法文书以及清代法律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鉴于此,通过对清代诉状从公文程式以及诉状内容等角度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为清代法律文书史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明清法律中的死伤赔偿

前言在许多法系中,对受害者的人身或经济等方面的损失予以评估和赔偿是法庭的一项主要职责。在西方法内,它是侵权法的核心目的之一,而侵权法本身是法的基本分支之一。中国传统法律中,是否存在解决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并区别于其他法系的特定措施?从成文法和司法实践这两个视角出发,笔者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考察明清法律是否对死伤案件中的受害者加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