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黄州之贬探其文学创作的三重境界

苏轼黄州之贬,历经重重困境之后,其创作心境日趋成熟,其转变也会及时地反映到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通过苏轼黄州时期的心境变化与王国维“三重境界说”比较分析,可见二者有诸多相合之处。第一境是苏轼苦闷隐忍逆流而上的人生展望,第二境是其豁达淡然以苦为乐的恣意纵情,第三境是其旷达超然了悟禅理的通透顿悟。黄州之贬从不安彷徨到洒脱超然是苏轼的成长亦是其文学创作的升华。

《雪堂记》与苏轼黄州“适意”的贬谪生活

《雪堂记》中围绕"散人之道"和"藩外之游"的主客论难,不仅表明了苏轼黄州贬谪时期对道家思想的选择性接受,而且体现了他"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的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黄州之贬,使苏轼在面临人生失意的生存逆境,经历"适"与"不适"的痛苦熬炼之后,最终找到了"适意"的生活方式与人生乐趣,确立了与"旧我"不同的生活方向与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从"失意"到"适意"的艰难抉择与生存智慧。

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

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杨胜宽尽管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千载难遇的才人，他自己从小便树立了非凡的政治理想，但客观地对苏轼一生的作为审察一番，便不难发现，他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性格、情绪，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都不适合政治游戏的深奥规...

苏轼躬耕的苦与乐

古代士人亲治农事,多是仕宦无着的布衣所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追述当年受顾蜀先主之前的情形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虽是有意避世,终归是不做官才可以躬耕的.也有逃官或遭贬得以躬耕的,前者如陶渊明,后者如苏轼.陶公为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能忍受衙门的拘束生活,挂冠去职,去过他那“晨兴理荒秽,带月何锄归”(《归国田居五首》其三)的躬耕生活.对此,陶公倒是很乐得的.

老坡与小坡:“家法”一脉承

苏轼幼子苏过,字叔党,号斜川居士,是苏轼晚年南贬瘴荒之地只身侍行的唯一亲人,史料极称其侍父的孝行,使老境遭贬的苏轼在心灵上和生活上得到很大慰藉。不唯如此,苏过又是苏轼三子中文学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位,且因其文采最与东坡相类,历来有“小坡”之号。这小坡的称号,最早盖得到其父苏轼的认可。苏轼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作《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其一云:“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赵次公注曰:“小坡,言过也。过,时谓小东坡”。可见当苏轼在世时,时人就称苏过为小坡,苏轼本人也对此表示赞同。那么,时人称苏过为小东坡的根据是什么?苏轼赞同这种叫法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从上引的诗句中,已经部分地获得答案,即以擅长作枯木怪石著称于时的苏轼,认为其幼子苏过最得其画笔命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