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活性化的良法之治——评黄明儒教授《刑法修改理性研究》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禁止不变。“稳定与变化”是法律系统整体在自身局限性与适用性之间的来回关照。而刑法的“变”,即为刑法的修改变化,是其应时代所需的积极担当。从1997年刑法大规模修订至今,20余年间我国刑法通过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十一次修订,共增加或修正了刑法211个条文,修改的范围涉及1997年刑法最初颁布的全部章节,罪名由最初的414个变为483个,立法节奏似乎过频。

刑法修改应当遵循理性原则——评黄明儒教授《刑法修改理性研究》

黄明儒教授的新作《刑法修改理性研究》(以下非关键处简称《理性》)已于晚近出版,阅读后感慨良多。现将部分所得与思考(尽管可能存在认识偏差),外加对“刑法修改理性”问题的理解,向广大读者作一分享。一、刑法修改的应然面向刑法修改应当遵循理性原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社会的“只有自然犯才是犯罪”的观念早已彻底遭到消解,现在普遍的认知是“我国已进入法定犯的时代”。理性主义原则,得以成为我们处理具体问题时的基本准则之一,在刑法修改方面也自不例外。所以,刑法修改与理性主义的互动,则成为监测刑法修改工作质量与水平的晴雨表,也是刑法修改发展方向的追求目标。

对加罗法洛犯罪学思想的曲解与澄清

当下中国刑事法学界对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 Garofalo,1852—1934,以下简称加罗法洛)似乎并不陌生,但是对其犯罪学思想的研究并不深入。基于此,笔者曾以自然犯、法定犯理论为中心,对加罗法洛的犯罪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笔者力图体系性的表述加罗法洛犯罪学思想,并对其犯罪学思想的实体理论进行了反思、追问。略带遗憾的是,在该文中,笔者虽然指出了当前刑事法学界误读甚至曲解加罗法洛犯罪学思想的现象,但是受篇幅所限,并未能就此展开论述。本文将努力弥补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