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畜牧业碳足迹估算及时空格局分析

客观认知畜牧业碳动态及其时空格局是夯实区域畜牧业低碳和生态化发展的科学基础。本研究基于2000-2020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县域尺度的畜牧业生产投入数据,运用全生命周期法估算畜牧业碳足迹,揭示其时空变化和结构特征,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畜牧业碳足迹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畜牧业碳足迹整体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80%,且历经快速增长-缓慢下降后回升-波动下降3个时序变化阶段。2)产中环节的牲畜肠胃发酵和粪便管理环节产生的大量CH_(4)、N_(2)O是温室气体“俱乐部”,羊、牛的CH_(4)、N_(2)O排放量不断增加且远高于其他牲畜。3)玛曲县一直是畜牧业碳足迹的超重型区,重型区演化表现出波动态势,但主要集中于碌曲县和夏河县,临夏县、积石山县、和政县畜牧业碳足迹处于轻型,合作市、卓尼县、临潭县则处于中型排放;畜牧业碳足迹总量由大到小依次为牧区>农区>半农半牧区。4)补给区畜牧业碳足迹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北冷南热”“西热东冷”的特征;县域尺度下,玛曲县、碌曲县是高碳集聚区,合作市、和政县、康乐县呈“低碳锁定”效应。因地制宜制订差异化的区域畜牧业发展策略,有助于推动减少畜牧业碳足迹数量以实现畜牧业低碳转型。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生计资本指标,利用农户调查资料,测算生态补偿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采用均值比较分析和协方差分析评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最后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来提高不同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果表明:与退牧前相比,农户的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由退牧前的0.216增至目前的0.277,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分别增加了0.094、0.075、0.115、0.040,自然资本显著下降,降低了0.023.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幅最大的是半农半牧区,依次是农区、纯牧区;生态补偿对农户各生计资本关系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实施生态补偿后纯牧区农户各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强,而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各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程度减弱.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亟需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补偿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在概括介绍国际上生态补偿项目补偿方式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不同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项目持续性及农牧民生计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农牧民对现行退牧还草工程的补偿方式不太满意,大部分农牧民希望提供有助于能力建设的补偿方式.基于提高项目可持续性以及农户能力的设计理念,提出现阶段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项目应选择能力补偿与现金/实物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对牧民社会观念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牧民的生态环境行为受制于牧民的社会观念,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对牧民社会观念带来的影响是牧区环境不断改善的必要前提。本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牧民的社会观念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维权意识影响指数为3.53,影响程度较高,但全区仅有41.13%的牧民选择维权,农区要好于纯牧区和半牧区,牧民的维权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2)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监督意识影响指数为4.02,影响程度很高,受牧民文化程度的影响,在半牧区和农区表现较为强烈;(3)牧民对环境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加大,生态补偿对牧民的环保意识的影响较为深刻,影响指数为3.95,且3组之间差异不大;(4)生态补偿对牧民参与意识的影响指数为3.94,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导致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受到更大影响。从整体来看,生态补偿的实施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牧民的社会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维权意识,而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具有更深感受。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最小数据方法在生态补偿中的应用——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蓄水、补水功能对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调节起了关键作用,亟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环境。采用最小数据方法模拟出了草地水源涵养服务供给曲线,根据不同的生态恢复目标,确定补偿标准,估算新增水源涵养量。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生态补偿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水源涵养能力是可行的;(2)当合作、夏河、玛曲、碌曲、卓尼、临潭的补偿额分别达1024.3、999.79、861.74、1008.54、585.54、983.22元/hm2时,该区退化草地将全部禁牧,将新增水源涵养量2.253×109m3;(3)草地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和农户经济行为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差别化、动态化补偿标准。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机制建构探讨

草地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方案,环境资源法学者也开始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满负荷、超负荷开发利用草原,导致草原资源严重破坏和不断退化的具体情况,从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以及立法完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重要的生态保护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其对生计风险的多维感知不仅会影响其生产行为决策,更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急需准确地了解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维度生计风险感知测量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家庭发展需求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且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环境风险、家庭发展需求风险、政策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农户。②农户对家庭发展需求风险的熟悉性、自愿性、持续性感知均最高,对健康风险的恐慌性、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均最高,对社会风险的可控性感知最高。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对政策、市场及健康风险的可控性感知均高于其他区域。③人力资本对可能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慌性感知、熟悉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对自愿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农户防范生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协调分析

为揭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协调时空变迁规律,本研究基于1999—2020年数据资料,采用当量因子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表现为小幅增长,其中调节服务价值最大,文化服务价值最小。农户生计资本不断提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幅最大,是农户生计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两系统耦合度呈极度耦合状态并呈“先升后降”趋势,农户生计资本多元化可有效减缓生态系统压力;耦合协调度总体经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四阶段,变迁态势趋好。因此,建议提升补给区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着力夯实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以期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土地利用及其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分异研究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1980-2017年的土地利用结构数据,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和修正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研究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时空变化。结果表明:草地以183.18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成为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其次是林地、湿地、耕地,且37年间4种土地利用类型仅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29.46亿元,其他均不同程度下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由1980年的328.50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329.63亿元,基本维持平稳状态,期间经历“下降—增长”的双时段波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呈现波动变化特征,其中,调节功能价值最大,达211.86亿元,支持功能77.82亿元,供给功能21.39亿元,文化服务18.56亿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显著,玛曲县以113.55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高居首位,夏河县位居第二,临潭县生态服务价值最低,仅为10.26亿元。各区域的调节功能价值均最大,玛曲县以79.77亿元的价值承担了研究区重要的生态调节功能;贯彻落实森林保护工程和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拓宽研究区居民生计,减少对当地生态的依赖,进行区域统筹与联防联控,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可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目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厘清其“人—地”关系及影响因子,对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运用加权法测评2005—2019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类活动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及两者关系,采用响应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分析人地关系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2005—2019年,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历经了“良好—下降—有限恢复”。人地关系综合状态体现出“中高度宽松—中轻度紧张—中高度紧张”的演变特征,且区域分异明显,牧区、半农半牧区人地关系较农区趋紧。人类活动强度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作用效应体现出显著的时空演变特征。时间演变方面,体现为“胁迫效应”减弱—“促进效应”递减—“胁迫效应”增强。空间演变方面,合作市体现出“胁迫效应”减弱向“促进效应”增强变化;临夏、和政和积石山3县由2015年前的“促进效应”变为“促进效应”减弱;康乐、临潭、卓尼、玛曲、碌曲和夏河6个县表现出“促进效应”减弱向“胁迫效应”增强。畜牧业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成为影响人地关系时空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关系。[结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人地关系趋于紧张,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未来应重点从区域畜牧业绿色转型与农牧民生计能力提升方面探索实现人地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研究综述和试点经验探讨,分析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的意义,以及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现实有效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建议。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基于熵组合权重属性识别模型的草原生态安全评价——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P-S-R模型,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信息熵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最小信息熵原理综合为组合权重;采用属性识别模型进行指标评价,建立草原生态安全评价的熵组合权重属性识别模型(AR-CWE)。结果表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的整体草原生态安全状况处于较差状态;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乡镇集中于纯牧区,较差乡镇集中于半牧区,而较好的乡镇则集中于农区;通过对各乡镇的草原生态安全状况分析,发现降水和气温变化、人口素质、农牧民收入方式、牲畜超载率和草原退化率是影响各乡镇草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城乡协调问题是影响区域整体实力的关键,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限制开发背景下,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城乡协调是新形势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方法,运用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探讨了在新的功能定位下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