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出了“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重要方向。该研究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厘清了2020—2022年黄河流域42个地级市/州间的生态协同治理关系,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s)识别了协同治理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呈现“少部分地级市独立治理、多数地级市/州域内紧密协同”的总体格局,并且上中下游协同结构差异明显;模块划分具有组织和地理邻近效应以及跨省溢出效应特征,同时各组团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异质性。(2)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的形成显著受到传递效应、择优依附效应的影响;城市绿地面积更大的地级市/州对其他治理主体具有较强的协同吸引力;经济地理集中度和科技投入规模相似的地级市/州政府间也具有协同的倾向;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等属性特征是协同网络形成的重要外生驱动力。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提出未来应细化治理政策来消除地级市/州跨省域协同障碍,增强协同治理网络传递性,发挥核心地级市/州的领导力;完善激励和补偿机制,缩小地级市/州发展差距;搭建跨省域地级市/州协同平台,减少行政分割对协同行为的约束,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网络优化和改进。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

黄河流域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生态协同治理是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助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但在治理观念、制度建设、地区利益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本文建议转变思想观念,构建绿色法治机制;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多元参与机制,进而逐步增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合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河长制的创新与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是流域治理的一项重大工程,能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长制是流域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能系统解决流域治理难题,促进流域内水质的提升及生态环境的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需要河长制的支撑与融合。随着河长制的实施,河长制也面临着缺乏法律支撑、协作机制不完善、形式化问题依然突显、与黄河流域融合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加大河长制的创新与发展,以河长制的目标为基石、体系为重点、创新为导向,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法治化研究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脆弱复杂,不同流段生态特点及问题各不相同,当前流域属地分割管理的格局和流域内生态用水、经济用水需求规制现状均无法满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在此背景下,基于整体性系统化的协同法治化治理是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法治前提下,流域内各生态要素的协同、流域跨部门合作的协同、流域内产业之间的协同、法律政策机制的协同,是构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必然选择,只有通过跨域合作,才能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整体性战略新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策略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界性,决定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需加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协同与配合。但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格局和各自为政的生态治理模式,以及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影响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效果,因此,构建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势在必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带来了重大机遇。可以从政府合作、利益补偿、生态管控、信息共享、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等五个方面来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以推动形成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自主性的嵌入与调适

探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中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困境与调试机理既是时代使然,亦是现实所需。基于“结构-行动-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自主性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嵌入过程中面临着职权模糊地问责结构、地方政府“逐底”与“逐顶”并存的竞争结构、权威阙如的“派驻型”组织结构以及分割性的激励结构等多重结构化约束。受此影响,实践中可能催生出合作风险和试点风险等衍生性风险。这些风险通过横向政府间的共谋机制和纵向线条中的避责机制沉淀为实践张力,进一步导致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受到阻碍。未来应通过由“地域认同”走向“流域认同”、由“单向度政策试点”走向“政策试验系统”以及由“碎片化”走向“一体化”等多向度进路对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加以调适,以此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跨域协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为了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及乡村振兴等提供科技支撑,对多年来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成果、关键技术及典型模式进行系统归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模式是随着水土保持工作不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多项国家战略的实施而逐步建立和不断丰富完善的,多年来黄河流域各地区针对严重的水土流失探索了多种生态治理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包括水土保持-地貌-生态经济高适配生态经济型综合治理模式、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经济模式、风沙区水土保持-生态经济融合发展模式、砒砂岩区生态治理-衍生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半干旱区乡村能源生态型良性循环模式、黄土高塬水土保持型生态经济带治理模式等。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生态治理-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理念薄弱,二者的协同性不高且耦合协调的空间不均衡,发展模式结构单一、规模效益不高等。建议:创新生态治理-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关键技术;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创建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生态治理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及其生产与产业体系,探索“全托全链”的推广机制;构建适宜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人才支撑体系;建立生态治理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先行试验示范县,引领和优化区域现代生态治理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行动者网络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平等、信任的合作关系,契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为了进一步整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策略。在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特征、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行动者网络特征,发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行动者网络构建面临诸如角色界定不清、行动价值与社会发展冲突以及治理数据分散等困境。提出明确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行动者的构成、实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转译”过程以及落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策略图景的行动者网络构建策略。

协同治理视域下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青海省治理实践为例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是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迫切需要,也是践行生态发展理念,防范和化解生态安全风险的现实要求。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视域,以青海省治理实践为例,探析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在总结治理经验基础上,深刻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提出创新路径:树牢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绿色价值理念,完善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协同共治机制,增强数字赋能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综合效能,推动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互惠共生。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类幸福河+的关键。

协同治理下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优化路径--以贵德段为例

在厘清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以青海省贵德段为例,分析研究该县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现状。研究发现,该县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存在规划系统性不足、长效机制不够完善、法治保障不充分和数字赋能水平较低的现实困境,据此提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优化顶层设计,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法治保障,赋能数字技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演进研究

为考察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的动态演进及其地区差异和来源,基于2016—2020年黄河流域76个主要地级市数据,采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处于初级、中级和良好协同的城市数量分别为30个、33个和13个。各城市协同度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除呼包鄂榆城市群外,其他六大城市群协同度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黄河上游和下游内部差异呈下降趋势,中游内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上游和中游间差异最大,且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上游和下游间差异逐渐缩小。呼包鄂榆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小,关中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关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小,晋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要素协同、区域协同,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柔性科技治理机制研究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抉择,也是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本文从水资源状况、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梳理总结欧洲莱茵河流域、多瑙河流域在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主要经验,揭示其生态环境科技治理典型特征。从构建以科技嵌入式为主要特征的科技攻关总体框架、健全柔性组织管理与柔性科技支撑体系等角度,探讨如何形成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柔性科技治理机制。

黄河流域林业生态治理的政策演进与展望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林业在黄河流域治理中所担负的职责也越来越重要。文中对1949年以来黄河流域林业生态治理的政策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并对其进程和演变特征进行梳理,认为黄河流域林业生态治理的政策演进表现出明显的渐进化、科学化特征;同时,当前黄河流域林业生态治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治理协同度不足、理念认识不充分导致实践系统性不强、科技支撑不牢固导致工程成效不稳、投入机制不健全导致治理质量不高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生态治理成效的发挥。基于此,提出黄河流域林业生态治理的建议,即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强化林业生态治理科技支撑、推动生态治理投入机制革新、健全适应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以期为林业更好地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协同推进机制

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具有重大意义且迫在眉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需要以协同学为理论基础,以黄河流域的客观现实为基本考量,寻求流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模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是一个涉及多个系统、多重目标、多个区域、多方利益、多元主体、多种关系、多个阶段的复杂系统性工程,需从功能协同、产业协同、空间协同和治理协同四大维度出发形成相应协同推进机制,并构建权责明晰的功能定位体系、优势互补的产业联动体系、统筹规划的区域治理体系和多元参与的全流域大治理体系,形成流域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合力,以期早日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提档升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区域标准化协同研究初探

本文概述了黄河流域当前的生态现状和问题,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策文件要求,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标准现状和需求。在借鉴相关标准化协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需要和特点,提出标准化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协同机制建设思路,初步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标准体系,为下一步沿黄省份开展协同标准化工作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参考。

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协同增效战略体系构建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推进实施,流域水资源、能源、生态安全作为战略实施的核心要素、基础动力和约束性要求,三者形成互为基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有机整体.本文构建了水-能源-生态系统协同增效概念模型,评估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生态系统质量、碳排放并揭示了其驱动因素,系统分析了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之间的纽带关系,构建了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协同增效战略体系.结果表明:(1)2021年黄河流域水资源严重超载,除青海省和四川省以外,其他7个省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很小;同时流域生态系统敏感脆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极度、重度敏感区域面积占比共计5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较重要区域面积占比共计63.2%.2005-2021年黄河流域CO_(2)排放量上升,但排放强度总体下降,青海省、甘肃省和山西省CO_(2)排放强度下降明显.(2)自然生态本底脆弱、天然河川径流量减少、供水量平稳但耗水量增加、用水结构不合理、上游用水效率不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水资源超载、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3)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具体表现在流域水量减少直接影响生态系统质量,干流人工化导致河流生态系统受损,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忽略水资源承载的生态治理引发新问题,煤炭开采加剧水资源短缺造成生态恶化,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不利于污染物和CO_(2)协同减排等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刚性约束”为核心综合调控水资源、以“以水定绿”为核心实施一体保护修复、以“清洁低碳”为核心加快能源多元转型、以“联动增效”为核心推进流域协同治理、以“工程引领”为核心推动协同目标实现等对策措施.

黄河流域水污染跨部门协同治理的问题检视及法律保障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河流纳污能力较弱,水污染呈现复合性特征。由于流域具有系统性、关联性、动态性特征,单一政府部门独立治理无法解决流域整体水污染问题。应积极探索跨部门联动、多方配合的协同治理模式。当前,协同治理的相关法律供给不足、部门利益冲突、数据信息共享滞缓、行政体制分割、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激励性不足等问题是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主要阻碍。应以“整体主义”思维完善综合性立法,明确部门职权划分的同时,健全协同治理体制和责任共担机制、统一部门治理目标、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畅通数据循环,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激发部门参与协同治理的主动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收敛性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机制框架,从理论上分析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运用收敛模型分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差异.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发展;2者关联紧密,一直处在耦合度高、协同度低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协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整体呈现上游地区较低、中游地区一般、下游地区相对较高的分布格局,但有明显的阶段特征;虽然各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有明显的差异,但全流域及上、中、下游均存在协同度水平低的地区赶超协同度水平高的地区的趋势.

整体智治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优化生态安全和区域协同发展整体格局的重要战略。整体智治强调数据驱动、组织整合、公众需求回应,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在技术、结构和目标方面相契合,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着行政分割、数据壁垒、监管缺位、伦理失范的困境。在整体智治理念下,通过统筹推进区域联动开放、以强化数据共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与技术双重供给保障监督落实到位以及通过价值引领进行技术祛魅等4个方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有效治理。

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困境与实践路径

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健全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重构区域间环境权责利关系、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结合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经验,分析了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在实践中面临的多层次协同治理困境,即生态保护和空间发展、多元补偿主体、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补偿目的与补偿标的、流域层面等的协同治理困境。基于此,提出了构建纵横结合的流域生态补偿整体框架、形成多元化的横向补偿体系、致力于协同平台建设和强化制度间的系统协同等破解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同治理困境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