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市民社会现代性转向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支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完整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三次现代性转向。以辩证需求体系对实然社会的纳入为市民社会理论注入现代性视野;以历史唯物主义完成对资本主导的现代性进程的结构性剖析,指证现代性社会的经济规定性;以文化组织将市民社会重新命名,在市民社会理论中开拓政治与经济维度之外的非经济场域,为之后的民主商谈的转向埋下伏笔。

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起纯粹合理性的现实,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加以形而上学式演证,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同时采用对现实的事后反思与之相映射。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现实观的逻辑泛神论本质后,批判继承了其现实观,并对之加以实践的对象性改造,使现实概念具有了客观实在的品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社会历史化,把理论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理解。他认为理论不仅源自社会现实,更是现实运动的关键环节,并将其嵌入到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以此完成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历史的终结”及其理想的社会——兼论黑格尔、福山与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观

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是福山的核心观点。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历史的方向性问题,强调自由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基于此,他相信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历史会终结。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的实现史,是黑格尔、福山和马克思共享的历史思想。然而,他们对“终结”历史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不同,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相继被其视为历史的最高阶段。福山对自由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终结”历史的表述模糊,混淆了自由民主理念和自由民主模式的区别。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首次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这个隐藏于批判主题下常被忽视的变化,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必然地走向黑格尔总问题的开端,即从解构式批判到建构式批判的过渡。马克思正是借助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才创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引入了更具现实性的“历史性”维度,才为超越费尔巴哈的伦理逻辑、迈向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契机。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建构中的地位——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对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筑起作为异化劳动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虽然使用了“本质与异化”的费尔巴哈式的话语,但不应看作是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产物。马克思辩证吸收黑格尔哲学关于“对象性关系”的强调及其合理内核,并将其作为哲学共产主义建构的内驱动力,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人与自然的“直接统一”。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具体建构中,马克思展现出“对象性关系”中自我生成的运动过程和不断发展的“中介”思维,搭建起哲学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地基。“对象性关系”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联系的理论枢纽,也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理论走向科学的重要理论地基。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

黑格尔哲学既是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潜匿于其中的革命性思维,并以此为突破口,阐明了真正的国家是符合国家概念的,是有着合理性的“真正共同体”。同时马克思也“承认”黑格尔国家观中蕴藏着的革命性思维,并将其同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而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哲学变革关系,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从扬弃到革命再到结构性的自我对抗——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关于否定的逻辑演进

从扬弃到革命再到结构性的自我对抗,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三位思想家均看到否定是推动事物自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黑格尔站在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以规定了的否定扬弃了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两极对立,建构了理性同化、吞噬差异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以实践释放黑格尔辩证法中被思辨体系禁锢的否定,使否定之否定成为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革命理论,为辩证法革命性的彻底发挥铺平了道路;“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之“空无”继承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解读,在结构性的自我对抗中寻找资本主义体系失败的必然性。从根本上看,黑格尔将绝对理念作为否定的主体,齐泽克将否定理解为本体论层面上的视差分裂,马克思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上实证性地理解否定,呈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精神。马克思的辩证法以一种巨大的超前性扬弃了齐泽克的绝对否定论。

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概念史探源——从康德的“对象”到黑格尔的“对象性”

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集中体现了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联系。康德的“对象”概念不同于“客体”,他强调主体在认知领域的建构性,并基于主体性视域破解了主客二分的难题,但却遭遇了认知与实践二元论问题。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元论,费希特确立起第一性的“自我”,将“对象”背后的主体绝对化;谢林区分了“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强调“自我意识”对主客体同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提出“对象性”概念,将其作为精神自我演进的基本形式,通过“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转变打通理论与实践的疆界。在此影响下,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对象性”思想,包括从主体方面出发的认识论、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实践论、关系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和生存论,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自否定辩证法的建构与重建:黑格尔与马克思

澄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概念是“自否定”。黑格尔自否定辩证法发端于《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并定型于《精神现象学》,以概念自身推动与创造、突破与扬弃、实现与外化自身呈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自否定辩证法上的决定性差别是,后者在思维中先于事物的自身运动设定自否定辩证法的运动机制,前者则在思维中基于事物的自身运动反映出自否定辩证法的运动机制。《资本论》通过价值形式分析重建自否定辩证法,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运动的呈现。由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与人类社会的一般运动规律的辩证统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否定辩证法即唯物史观的具体化。

从思辨到实践:黑格尔与马克思尊严观比较

黑格尔与马克思都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实现相互承认的尊严。但黑格尔停留在思辨的地基上,他关于尊严的诠释是在精神承认框架下的一种制度考量。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他更多地是立足实践,即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探讨人的尊严何以可能。马克思对黑格尔尊严观的批判性超越在今天能使我们明晰:尊严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尊严不是抽象的精神承认,而是从“物化承认”转变为真正的“相互承认”;尊严不是抽象的理性问题,而以生产力的物质力量为基础。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

马克思依据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内涵,从生存论、方法论和论证方式三重视角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进行了批判。在生存论上,马克思揭示黑格尔辩证法以形式批判性遮蔽现实活动非批判性的实质,驳斥其主客体未经现实批判就达至“绝对统一”的虚假形式。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在分析黑格尔实现主客体统一所依托的“中介”时,批判其肆意移用“自我意识”代替劳动发挥“中介”作用而导致的逻辑断裂。在论证方式上,马克思通过审视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直接沿用到剖析现实社会总体性的运思逻辑,批驳其基于概念展开“先验思索”的叙述结构。马克思在三重意义上对黑格尔的批判深刻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超脱于现实根基、沉浸于思辨逻辑的局限,彰显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的理论旨趣和现实关怀。

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的自由观是三个维度的叠加,从作为人之先验预设的绝对自由到经由反思环节的任性自由,再到依附于国家实体的社会自由,但其本质仍是带有思辨色彩的唯心主义自由观。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现实情况的考察,对黑格尔的自由观进行批判和实现超越。他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自由的物质武器,强调发挥无产阶级的力量,消灭私有制,扬弃人的异化,在构建共同体的新型社会关系中追求和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无论是施特劳斯的“普遍信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都局限于黑格尔思辨哲学与绝对精神之内,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未超出其哲学范围。马克思通过《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彻底清算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问题,并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在当代社会建设与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

黑格尔的劳动对象化理论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观点集合。本文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揭示了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批判。他以对黑格尔自然观的考察作为出发点,进而批判黑格尔人的本质观念,并翻转了否定辩证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阐释了有关自然主义、人的本质、异化劳动、辩证法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完成了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理论的超越。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行政权思想批判建立在对黑格尔国家法的总论部分的批判之上。文章论述了马克思通过揭示和批判黑格尔以客观精神为中心、以颠倒的主宾关系来考察现实与理念关系这一逻辑,将解释行政权本质的法哲学基础转向了唯物主义,阐释了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的辩证法和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行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想,然后总结出马克思批判与超越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辩证性的继承与超越

黑格尔在自然法、近代法原则统一基础上,完成抽象的法与道德的法、国家实体性的法与体现自由意志的法的统一;政治国家层面的实体自由同样也离不开市民社会中特殊性的自由,离开市民社会中特殊性的自由,国家的现代性则不复存在。马克思既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性内核,也在此基础上在实践的维度通过从逻辑到现实、以特殊性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超越。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了其作为自由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他也对市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尽管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需要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内容进行梳理,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其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中的逻辑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摒弃,并用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视角来观察市民社会,从而达到了对市民社会的超越,提出了人类解放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早期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演进——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理论批判”转向“现实批判”的经典之作,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对宗教的现实根源,基于德国的“副本”进行哲学批判从而开启哲学革命。以哲学批判为起点,经由哲学批判–政治批判–人的解放的三重逻辑演进,从而探讨德国越过政治解放在人的高度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由此展示出马克思哲学现实性的彻底转向,从而开启了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

扬弃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批判

在西方哲学史上,辩证法思想和本体论一样历史悠久。然而长期以来,辩证法逐渐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外在的形式的方法,即将辩证法理解为可以应用于任何内容之上的形式范畴,其奠基于其上的本体论基础却被彻底地忽视了。由于将“绝对精神”设定为本体论基础,黑格尔最终窒息了辩证法;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了“颠倒”,但却丧失了辩证法的原则,最终折返回了形而上学;马克思则通过在本体论层面的根本变革,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以“实践”为本体论基础,实现了辩证法和本体论的真正统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扬弃及超越——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本文首先探究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总体观点即其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在此一时期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中所阐明的主谓颠倒方法,及其对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最后阐明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方法这一中间环节,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观点的多维深刻批判,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为后续马克思一系列思想发展与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