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剖析与重塑

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上升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他热情欢迎现代性的到来,但同时对现代性中的内在分裂、矛盾和冲突有敏锐的把握,指出其存在着所有权不具普遍性、劳动异化、市民社会伦理丧失、大规模贫困对精神带来消极影响等方面的危机。黑格尔认为,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对此问题的认识都存在偏差,所以主张对现代性予以政治伦理重塑:在逐步恢复伦理性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必须继续进展到现代国家,才能真正对现代性加以政治伦理的重塑,即现代国家能够使个人的特殊性与国家的普遍性达到有中介的统一,这样个人的本质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塑造,所有权、个人的主观性、劳动的异化、贫困等问题都将得到有效解决。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剖析体现了强大的思想力量,但其重塑方案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起纯粹合理性的现实,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加以形而上学式演证,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同时采用对现实的事后反思与之相映射。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现实观的逻辑泛神论本质后,批判继承了其现实观,并对之加以实践的对象性改造,使现实概念具有了客观实在的品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社会历史化,把理论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理解。他认为理论不仅源自社会现实,更是现实运动的关键环节,并将其嵌入到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以此完成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从理性到精神:黑格尔“民族精神”思想发展脉络探微

“民族精神”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站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局视野下观审其民族精神思想的形成,可将其视为从理性到精神的发展渐变过程。其中,“理性”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是黑格尔民族精神思想的始点,而“理性”实现为“精神”则是其最终归宿。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批判思想及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证了马克思哲学立场和革命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蕴含在马克思对德国宗教问题、制度弊病和哲学局限的反思和揭露中。马克思遵循现实性、针对性、重点性和使命性的原则,从宗教批判入手,对德国的制度现实和哲学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探索实现人的解放之可能。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中汲取与错误社会思潮开展斗争的理论经验和方法启示。要敢于同错误思潮进行“搏斗式批判”,以公开其渗透行径;要及时对错误思潮开展“重点式批判”,以揭露其内容实质和政治企图;要善于采取多样化方式开展系统性批判,以解构错误思潮内核;要围绕事业发展开展使命性批判,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防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蕴含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也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政教育理念。因此,深刻把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核心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立足新时代,在我们对待宗教、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方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都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和借鉴。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深入理解,我们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始终秉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人民为中心,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党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深化思政教育,更好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念,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小说理论》中小说类型学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扬弃

在现代性危机日渐严重的背景下,现代人也同时面临着“理性的失落”“虚无主义”“主体之死”等精神问题。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时的卢卡奇逐渐从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一书中,通过继承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思维,提出了“抽象的理想主义小说、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成长教育小说”的小说类型学,并对这三类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认为这些小说不能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小说理论》又发展了黑格尔逻辑学,将文学理论的视域由自然转向了社会,使得文艺理论的作用由纯粹思辨走向社会改造。同时,卢卡奇也对具有创造性的俄国小说文学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扬弃。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首次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这个隐藏于批判主题下常被忽视的变化,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必然地走向黑格尔总问题的开端,即从解构式批判到建构式批判的过渡。马克思正是借助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才创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引入了更具现实性的“历史性”维度,才为超越费尔巴哈的伦理逻辑、迈向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契机。

自我的普遍性之路:黑格尔论概念的规范性

黑格尔不满于康德概念理论中所具有的形式-内容的二元论特征,在一元论的意义上将概念视作绝对的基础,世界就是由概念的推理之网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在一种自我的社会化理论中,黑格尔借助于社会这一因素来理解概念的规范性,即不同的自我通过相互承认构建了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共同体。其中,概念是自我规定的,是自我做出承诺并为之负责的东西,它能够规范自我的判断和行动。此外,为了解决普遍对个别的规范问题,黑格尔提出了“具体概念”,通过论证概念内部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三者的同一,避免了传统哲学中的“第三人”悖论,也使得概念内部的规范性问题得到了解答。

布兰顿与黑格尔论概念及其规范性

随着《信任的精神》的出版,布兰顿建立了“分析哲学的黑格尔阶段”。他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为“语义学”,并认为黑格尔完成了那个源自康德并历经塞拉斯的“规范性转向”。但布兰顿的解读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诸多黑格尔专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遍认为他误解了黑格尔的本意。在该书的核心内容即概念本质及其规范性的问题上,布兰顿与黑格尔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布兰顿理解的概念既有内容的维度,也有表征的维度,还是一种我们在推理实践中掌握的能力;而黑格尔理解的概念却含有理性认识的基本单位、事物和思维的自我运动及其展开状态等丰富含义。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解读虽然并不完全忠实于黑格尔哲学的本意,但这种创造性诠释却为分析哲学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一诠释若能进一步采纳批评意见,或许就能形成更加完善和辩证的语言哲学。

“历史的终结”及其理想的社会——兼论黑格尔、福山与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观

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是福山的核心观点。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历史的方向性问题,强调自由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基于此,他相信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历史会终结。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的实现史,是黑格尔、福山和马克思共享的历史思想。然而,他们对“终结”历史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不同,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相继被其视为历史的最高阶段。福山对自由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终结”历史的表述模糊,混淆了自由民主理念和自由民主模式的区别。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建构中的地位——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对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筑起作为异化劳动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虽然使用了“本质与异化”的费尔巴哈式的话语,但不应看作是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产物。马克思辩证吸收黑格尔哲学关于“对象性关系”的强调及其合理内核,并将其作为哲学共产主义建构的内驱动力,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人与自然的“直接统一”。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具体建构中,马克思展现出“对象性关系”中自我生成的运动过程和不断发展的“中介”思维,搭建起哲学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地基。“对象性关系”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联系的理论枢纽,也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理论走向科学的重要理论地基。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

黑格尔哲学既是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潜匿于其中的革命性思维,并以此为突破口,阐明了真正的国家是符合国家概念的,是有着合理性的“真正共同体”。同时马克思也“承认”黑格尔国家观中蕴藏着的革命性思维,并将其同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而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哲学变革关系,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荷兰绘画与黑格尔艺术史叙事的三层次关系——基于贡布里希批判语境的考察

《美学》中所论述的荷兰绘画,内嵌于三大艺术类型、三段绘画发展史、浪漫型的三样艺术门类之间,形成了三层逻辑关系,黑格尔式形而上学艺术史叙事范式在这相互交叠的三层次关系中得以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贡布里希对黑格尔展开了彻底批判,这既是针对其艺术史范式的“学科内”批判,也是站在波普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对黑格尔一元论真理观的“学科外”批判,这也是贡布里希批判话语所立基的哲学史语境。但7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反批判及其形而上学总结,作为贡布里希批判语境的反向观照,深化对黑格尔演绎方法的反思,从而反推回荷兰绘画在黑格尔艺术史叙事中的总体性阐释。

现代逻辑的运作密码——黑格尔概念逻辑的“概念”新释

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一种现代逻辑,它具有为现代世界提供逻辑基础、与诸多现当代思潮交流对话、反思现代科技话语等重要现代价值。在“逻辑科学”中,概念逻辑开篇的“概念”被黑格尔称为“概念之概念”,它充分展现了否定性自相联系这一思辨原理的运行机制,是整个思辨性现代逻辑模型的中心与运作密码。实体是“概念”的直接前提与直接起源,先验自我意识则与“概念”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家族相似性,因而黑格尔一方面通过对斯宾诺莎式实体之自因的厘革来开辟出“概念”的自身规定,另一方面他从对康德的自我意识与范畴观的诠释来刻画“概念”的一元论特征,并且把“概念”的逻辑构造揭示为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内在统一,即一种在双重否定性中自相联系的动态结构。

从扬弃到革命再到结构性的自我对抗——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关于否定的逻辑演进

从扬弃到革命再到结构性的自我对抗,黑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三位思想家均看到否定是推动事物自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黑格尔站在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以规定了的否定扬弃了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两极对立,建构了理性同化、吞噬差异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以实践释放黑格尔辩证法中被思辨体系禁锢的否定,使否定之否定成为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革命理论,为辩证法革命性的彻底发挥铺平了道路;“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之“空无”继承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解读,在结构性的自我对抗中寻找资本主义体系失败的必然性。从根本上看,黑格尔将绝对理念作为否定的主体,齐泽克将否定理解为本体论层面上的视差分裂,马克思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上实证性地理解否定,呈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精神。马克思的辩证法以一种巨大的超前性扬弃了齐泽克的绝对否定论。

自否定辩证法的建构与重建:黑格尔与马克思

澄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概念是“自否定”。黑格尔自否定辩证法发端于《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并定型于《精神现象学》,以概念自身推动与创造、突破与扬弃、实现与外化自身呈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自否定辩证法上的决定性差别是,后者在思维中先于事物的自身运动设定自否定辩证法的运动机制,前者则在思维中基于事物的自身运动反映出自否定辩证法的运动机制。《资本论》通过价值形式分析重建自否定辩证法,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运动的呈现。由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与人类社会的一般运动规律的辩证统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否定辩证法即唯物史观的具体化。

现代个体为何无需回家——基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考察

个体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也与个体兴起密切相关,但是,回归家庭并不是应对现代性之弊的主要出路。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家庭与个体的关系是双向的,家庭虽提供了应对个体性原则的伦理性原则,但是家庭不可避免要走向解体并为市民社会提供新的个体,而且现代社会的家庭形态也发生了诸多改变,这些变化进一步贯彻了个体性原则。个体性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根基,当前,与其通过回归家庭来回应现代性弊端,不如发挥个体之主体建构原则,通过主体的自我建构来实现现代社会的团结稳固。

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的新黑格尔主义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他坚决捍卫现代性的合理性,他的现代性理论深深植根在黑格尔思辨深邃的哲学之中,是一种能够兼容康德哲学的“有包容性的新黑格尔主义”。“重返黑格尔”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正本清源的最好方法,同时也是判断后现代思想正当与否的尺度。主体自由是现代性的第一原理。这是哈贝马斯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的坚实基础。哈贝马斯试图区分“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与“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从而把康德与黑格尔调和起来,即让他们在现代性的论题中都位列“第一”。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现代性哲学的新诠释带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眼光。通过重返黑格尔现代性话语的语境和康德的理性批判理论,在德国古典哲学理性主义的强大哲学支撑中,哈贝马斯获得了现代性哲学的话语制高点,为他自己构建交往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