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沉船中“盈”、“进奉”款瓷器来源途径考——从唐代宫廷用瓷的几个问题谈起

"黑石号"沉船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包括"盈"字款绿釉碗以及"进奉"款白釉绿彩盘各一件。这两件器物是由官方窑场或者官方组织民间窑场生产来进奉宫廷的。它们在出现于"黑石号"沉船上之前,可能先行抵达扬州,主要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被进奉入宫廷之后,因宫廷赏赐、贸易,甚至内库被劫掠等诸多原因散落至坊间,再流落至扬州;其二是并没有进入宫廷,而是作为贡奉的剩余品被售卖、集散于扬州。这两件瓷器从宫廷或者产地散落至扬州之后,再从扬州被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至"黑石号"上。

印尼“黑石号”沉船与唐代广东梅县水车窑研究

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装载的梅县水车窑被成功打捞出水,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考察梅县水车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让我们知道作为唐代外销瓷之一的梅县水车窑,其外销的绝对年代是在晚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或之后不久;其输出路线是逆梅江而上,经宁江河和五华河,到达龙川(水陆转运点),并通过东江通道,以广州港为始发港而输出外销;其外销的区域包括"中国到东南亚(主要是苏门达腊爪哇)的贸易圈"和"东南亚到阿拉伯、波斯地区的贸易圈"。这无疑解答了梅县水车窑在外销上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并可再次补强广东梅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这一论断,甚至为研究唐代时期梅州陶瓷发展史、河运和海运史、对外贸易史乃至当时梅州社会、经济、文化问题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可以说,其价值不可估量。

“黑石号”沉船文物和“莫塞德斯”沉船文物归属引发的思考

在世界当代考古和海洋打捞史上，“黑石号”沉船和“莫塞德斯”沉船都是无法和不可略去的一笔。

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

"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唐代中晚期的瓷器和一些金属器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通过对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中国唐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的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了外销对中国部分窑口瓷业生产的影响。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了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了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论文也就沉船可能的出发港和目的港进行了讨论。

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上的俚人遗物分析

1998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的生活区,有几件提梁壶和釜之类的陶器,与广东、广西南部的信宜、高州、新会、钦州所出相同。这些陶器形制独特,为生活在岭南南部的俚人遗存。据此推断,“黑石号”上有部分船员为俚人,其原因与俚人善舟有关。结合“黑石号”所发现的岭南其他产品来看,广州港可能为“黑石号”上俚人的始发地。

9—10世纪东南亚海洋贸易沉船研究——以“黑石号”沉船和“井里汶”沉船为例

大约20年前,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打捞出两艘轰动世界的沉船,即著名的“黑石号”沉船和“井里汶”沉船。两艘相距不远的沉船亦具有相近的沉没年代,并且都出水了数量巨大且种类丰富的船货。这两艘9—10世纪的远洋商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极大不同,主要反映在船体和船货构成方面。文章旨在通过对这两艘沉船内容的简单介绍和异同比较,探讨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海外进行的繁荣海上贸易活动。船货中大量的中国瓷器揭示了当时外销瓷生产数量和质量的盛况。受到商业利益驱使的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应为环印度洋—太平洋区际贸易的主导力量。

“黑石号”货物装载地点探究

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黑石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发现,为海上丝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就"黑石号"出水的外销性瓷器,结合相关文献,对"黑石号"货物装载地点是何地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初步证明"室利佛逝"即是"黑石号"的装载地。

唐代末期长沙窑外销瓷的贸易特征——以“黑石号”出水瓷器为例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瓷器外销的高峰,分别是唐末至五代时期,南宋至元代,以及明末清初。由于陆路运输的局限性以及西域地区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我国古代陶瓷的对外销售主要是通过民间自发的海上贸易来进行的。官方主导的瓷器出口仅作为一种外交礼节式的赏赉或单纯的朝贡贸易。直到长沙窑外销瓷的出现,使我国海上陶瓷贸易真正实现了商业化。以黑石号打捞瓷器为切入点,探寻长沙窑外销瓷的贸易模式特征,将会为唐代末期外销瓷的研究提供全新的历史佐证和实物资料。

历史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广州发船“黑石号”出水器物为例

瓷器源于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东西方。广州作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对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世界瞩目。以“黑石号”出水的唐朝瓷器为例,多达67000余件中国瓷器,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其中有部分题诗瓷器弥足珍贵,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而且成为拓展文旅融合的新资源与新元素。这批瓷器现藏于新加坡,因参观条件有所限制,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数字旅游便成为最佳选择。将历史文化与旅游发展紧密结合的创新模式,是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典型案例。以数字赋能为引领,拓展传统文化因子提质文旅经济,正是当前历史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唤醒黑石号——兼论铜红釉的烧成技艺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进行"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是"黑石号"沉船文物首次亮相中国,也是海外发现最大体量、最精美文物的第一次重归故里。笔者专程前往,只为仔细观看一件宝贝,就是长沙窑红釉执壶。长沙窑红釉执壶的中英文文字介绍是这样的:长沙窑红釉是以铜为只要着色剂。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长沙窑是我国最早采用铜红釉的窑场。

“黑石号”出发港为广州之我见

广西科技出版社熊昭明《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载:"据统计,输出外销瓷的港口,唐代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黑石号"出水的"江心镜"即为扬州制造。该镜铭文如下:"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唐乾元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据《异闻录》载:"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

“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

"黑石号"沉船中出水了大量珍贵的九世纪早中期器物,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人们对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认识大大改变。"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铜镜、瓷器和金银器形制独特,通过对其制造、使用和流通情况的讨论,可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海上对外贸易模式。同时,结合扬州的考古发现,可知其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见证了九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福斯塔特遗址与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海外考古调查札记(三)

福斯塔特遗址和黑石号沉船,二者分别位于埃及和印尼,本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二者都是海外集中出土(水)中国瓷器最多的考古遗存之一,所以在研究中国古代输出瓷器和中古时期中国与海外贸易时,这两处遗存一起出现的频率极高。由于这两处遗存出土中国瓷器极多,历来研究的文章也较多,并已成常识性认识,故此不罗列前人的成果,只是对福斯塔特出土的“官”字款定窑白瓷残片(图一、图二),和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盈”字款绿釉碗(图三~图五)、“进奉”款绿彩盘(图六~图八)进行比较思考。

“黑石号”沉船的第一次陆上聚合

近期最热门的展览要数上海博物馆推出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啦!1998年,“黑石号”沉船被发现于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其中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文物。然而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首次在中国为“黑石号”中的各类文物举行专题展览,此次展览是这些文物在海底沉睡千年后的第一次“聚会”。

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经济史

公元9世纪沉没的西亚货船“黑石号”上,载有两件被怀疑来自唐代宫廷的瓷器,即“盈”字款绿釉碗、“进奉”款白釉绿彩盘,它们被认为从扬州出口。这两件瓷器的出现,和中唐时期屡见记载的宫廷交易有关。此时期的宫廷交易在供军压力下也出现了新的内容,这背后体现唐廷和诸藩镇间的角力。从德宗到宣宗统治期长达七十余年的所谓“钱重货轻”(铜钱流通量不足、物价低落)现象,引发唐廷和士大夫群体间广泛的讨论,此现象固然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但不能忽视政治宣传的因素。从士大夫讨论“钱重货轻”的文本,到宪宗的决策,可以看出唐廷收回诸藩非传统经济权力的努力。作为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扬州是唐廷和诸藩争夺经济资源的重要场域,也成为唐廷重点建设的地区。作为唐后期中国最大的商业都会之一,扬州出现来自宫廷的瓷器,具有其合理性。

唤醒沉船--黑石号上的海洋贸易

公元8世纪起,亚洲商业贸易已经非常活跃,海陆与陆路的贸易往来彼此交迭互补,东西多国不断的循环交流所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和物成为传播媒介,也是彼此认知观念变革的重要来源与渠道。在被熟知的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引导下的以西方为主体的全球贸易体系形成以前,是由印度洋体系联系着大陆之间的海上贸易,随公元9世纪穆斯林商圈的扩张,印度洋贸易迅速繁荣,各地的物资在这个复杂的海洋贸易体系中流通,进而转至欧洲,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沉没于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首次以大量生动的艺术品,印证这一时期印度洋之间活跃的商业往来。本文拟由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源点,在印度洋视角下绘制这一体系引发的艺术变化之循环。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黑石号沉船长沙窑瓷器初探

本文介绍了湖南省博物馆藏的23件黑石号沉船长沙窑瓷器的器形、胎、釉、彩、装饰、制作方面的特征;初步研究了这批瓷器的纹饰内涵并将其归为四类:阿拉伯文图案、与阿拉伯地区自然环境相关的图案、莲纹图案和柿蒂纹图案;在梳理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碗的基础上,提出黑石号长沙窑青釉彩瓷碗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通过对长沙窑外销青釉彩瓷碗在窑址出土区域的研究,推断出其窑址作坊区域主要在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一带。

从“黑石号”出水瓷器看长沙窑诗文装饰特征

1998年,在印度尼西里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当地渔民捕鱼时发现了散落于海底的大量瓷器。同年9月,德国一打捞公司和澳籍海洋考古学家对该处海域展开打捞工作,出水了一艘唐代沉船,由于出水地点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这艘沉船因此得名“黑石号”。

《大唐宝船:黑石号沉船所见9—10世纪的航海、贸易与艺术》

1998年,在海底沉寂了千年之久的"黑石号"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并打捞出水,轰动了世界。沉船打捞器物种类极为丰富,有陶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钱币、玻璃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堪称一个巨大的宝藏,被誉为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上海博物馆组织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大展,出版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图录,前有两篇综述性的文章总体介绍沉船情况,后以图片及解说呈现300多件出水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