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黔记》看明英宗时期贵州地区的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都是关系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明英宗正统至天顺年间是贵州地区历史上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冲突十分频繁的一段时期。文章以明朝郭子章所著《黔记》为窗口研究这一时期贵州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而为当前贵州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从郭子章《黔记》看明代贵州的民族交融与认同

明代的贵州地区,分布着苗、罗罗、仡佬、仲家、宋家、龙家等众多民族,他们和汉族之间,既有冲突,也有交融与认同。郭子章《黔记》中"舆图志"与"诸夷"部分,记载了与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许多内容,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影响及汉族移民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双向交流的状况,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多元、双向互动。这种交流碰撞,伴随历史的演进,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璀璨而多元的文化特色。

《黔村行记》:行记文体与描摹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当代知名作家欧阳黔森的新著《黔村行记》,以创新性的行记文体,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重大历史决策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成果予以真实记录,勾画出一幅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描摹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在文体层面,《黔村行记》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地域性特征,具有对地方志书写传统作传承赓续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作历史与现实融合的中国叙事,是新时代话语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即在现实性的、非虚构的纪实文体意义之上,同时具备回溯黔地抗击外侮的历史、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深厚的红色革命历史的意义维度,现实性意义的行记与作家对红色革命历史作书写的创作史也构成互文性考察的意义。虽是纪实类、非虚构文体,《黔村行记》深蕴柳青文学精神和周立波写作传统并有创新:对由脱贫致富和创新所驱动的创业主题的表现、对乡村振兴新人形象的塑造与呈现、对新时代文学当中新人民性的表达等,其所形成的创作旨趣、写作原则和文学经验都具有可供参鉴的价值与意义。

地方性叙事的现实观照与审美镜像——欧阳黔森长篇纪实文学《黔村行记》创作研究

2024年3月欧阳黔森《黔村行记》出版,这是继《江山如此多娇》《莫道君行早》发行之后,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创作实绩和叙事智慧。《黔村行记》从地方性叙事的审美维度切入贵州时空地理,以饱满的乡土情怀展示其山乡巨变,尤其是通过行走访谈的田野调查方式,紧紧围绕贵州“交通”“乡村”“民众”等关键词,深刻地展现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贵州大地的生动实践,以及由此带来整个贵州乡村民众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根本性转变。《黔村行记》紧跟新时代,观照乡村社会现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容地书写了贵州大地充满艺术活力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状态,以此彰显贵州新时代乡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审美镜像。

论郭子章《黔记》中的人物传记

郭子章《黔记》60卷,其中关于人物记载的多达31卷,占全书半数以上。这些人物传记,既具有一般方志中人物传记的特征,也有自身独具的特色,其主要体现在:载录人物以黔籍为主,客籍为辅;广泛引证文献资料,考据精核;论赞以品评人物,感慨世事;列举诗文,丰富与印证人物事迹。郭子章《黔记》撰录的人物传记,不拘旧例、各具特点,既有对传统编纂体例传承相袭之处,又体现出在正统编纂体例基础上的创新之处,体现了郭子章对于方志人物传记撰写的思考与探索,也为后世方志人物传记的撰写提供了路径与模式。

《黔滇川旅行记》中的妇女史料价值

薛子中所著《黔滇川旅行记》是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重要资料。该书记录了中国西南妇女的生活实况,记载了西南妇女的服饰与婚俗,向读者提供了西南娼妓的相关史料,反映了近代中国西南妇女的社会地位。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黔滇川旅行记》值得关注。

试论黔中苗族牛祭习俗的成因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点,也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之一。然而习俗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受该族生存条件的限制。又受该族社会的制约,还与该族与友邻民族的交往有关,更是该族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产物。一句话,是一系列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黔中苗族的牛祭习俗是该民族的主要习俗之一,它毫不例外地也是上述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黔中苗族的牛祭习俗的变化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对于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

《四黔书点校》商榷

黔书是指清代人士所著的《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并附有《滇黔土司婚礼记》、《黔游记》《黔囊》、《黔轺纪行集》。书中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贵州的历史沿革、山川名胜、交通关隘、民风民俗，对了解贵州，研究贵州提供了可贵的人文史料。该书的点校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出版。

关于一类未解决的压缩映象问题的注记

本文获得了一些新的广义压缩映象类的不动点定理,从而改进了郑权[3]中的主要结果,部分地解决了Rhoades[1]和张石生[2]提出的未解决问题。

《黔志小笺》标点订讹

丁志安同志的《黔志小笺》一文(见《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年第一期),对明代王士性《黔志》一书进行了笺释。其所征引之书,除《明史》、《滇游日记》、《黔游日记》诸书为明人著述外,其余如田雯《黔书》、李宗昉《黔记》、檀萃《黔囊》、陈鼎《黔游记》、张澎《黔中纪闻》、吴振棫《黔语》均为清人著作。以清人撰作笺明人著述,虽嫌不当,然该文释疑解难,表隐识微,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注释文章。惟作者对是书版本源流并未掌握,尚有个别不该释而释,该释而又未释以及句读错讹的地方。应该指出:古籍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

总不忘吾黔——郭子章往事(二)

好在,贵州百姓对郭子章感恩戴德。说他＂巡抚贵州历十年,习知民隐,凡所设施,永垂利泽,尤善奖拔士类,经其品题,率成名宿。著《黔记》六十卷,经济卓然。先是播州酋杨应龙作乱,王师屡征不克。天子拊髀,廷臣交荐。子章匹马入黔,增兵饷、扼要害、立赏格,士气百倍,兴师才百余日擒应龙诛之,播州平。始经理播州,为平越等郡县。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王路平学术界多有把王阳明讲学贵阳的书院说成是“贵阳书院”，本文根据贵州地方史志，考证了王阳明当年主讲贵阳的书院是“贵阳文明书院”而非“贵阳书院”。王路平，男，１９５６年生，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阳明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论李宗昉摘编《百苗图》的得失

《百苗图》是清代中叶贵州八寨理苗同知陈浩编绘而成的一部贵州民族志总汇 ,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李宗对陈浩原本的文字说解部分进行了摘编 ,并收藏于《黔记》一书中 ,对保存、传播珍贵的民族志资料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由于李宗对陈浩所记的内容缺乏真实体验 ,对田雯《黔书》和陈浩《百苗图》的编排体例未能很好地融会贯通 ,加之摘编时过分追求文从字顺、简洁典雅 ,因而出现了曲解原意、丢失珍贵资料、误解陈浩编排意图等重大失误。

历史民族志点校疑义例举

整理、研究、点校、重版历史民族志 ,需要具备点校的基本知识 ,遵循点校的基本规律 ,懂得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 ,了解各类文化事项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李宗《黔记》 ,由于点校者的粗心、轻率和武断 ,出现了诸多的不应有的失误。本文以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为基础 ,通过对李宗《黔记》的“刻本”、“铅印本”和“点校本”三个版本的全面勘核 ,指出“点校本”的代表性失误 ,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民族史志整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的关注。

土司无城

明人郭子章(1543-1618)在其万历《黔记》中记载:“此龙泉所由城也,既城矣,不得不县,何也?土司无城,例也。惧尾大也。即播悍且叛,不敢城夜郎。今水西、永顺、保靖犹无城也。此龙泉所由县也,非若是。”郭子章曾任贵州巡抚,并亲历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之役,对此间情况尤为熟悉,所以他所提出的“土司无城”之说,颇值玩味。

论“生苗”区的形成与封建王朝对“生苗”的统治政策

(一) 何谓“生苗”?有关史志解释颇多。明郭子章《黔记》云:“苗人,古三苗之裔。……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为熟前,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清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摇役之苦”。清方亨咸《苗俗纪闻》云:“自沅州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颗”,“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箦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龚柴《苗民考》云:“已归化王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峒,据险为寨。

笛族十月历初探

明代郭子璋在《黔记·诸夷·苗人》中对古代苗族历法作了零星记载: 不知正朔,以鼠马记子午,言日亦如之,岁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开年。东苗、西苗……以十月望日为岁首。在独山为九名九姓苗……以十一月朔为节。据此,可以肯定当时苗族已经早已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和纪日。

孙应鳌简介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学者称淮海先生,追溢文恭。祖籍江苏如皋。占籍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遂为贵州清平人。有明一代,黔省以理学文章气节著名者,不下二十余人,然公认以应鳌为最。就全国而言,“并时诸子,纵横驰骋,莫不推服。”(李独清:《孙文恭年谱·例言》)是“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黔诗纪略》) 孙应鳌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亦为教育世家。祖父孙重授眉州学正,父亲孙衣典教犍为,叔父孙衮为顺州训导。兄弟中,应对授淝乡教谕,应雷历广安学正、潜江教谕,应鲲为定番学正。就连外祖父也为训导出身,母亲也出身于教育家庭。孙应鳌深受其影响。他自幼聪颖,十岁就塾,勤勉好学。郭子章:《黔记》、莫友芝:《黔诗纪略》均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