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腐败问题的缘起:默契性容忍——基于A市镇街“一把手”的48个案例研究

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等"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得到了层层落实,由此体现的压力逐级增大;相比而言,反腐败等考核指标显得落实不力,其压力逐级递减。这是上级反腐败政策要求无法有效向镇街"一把手"传递的重要原因。作为理性人的镇街"一把手",政治仕途上升空间有限,激励不强;而腐败却有着巨额的经济利益诱惑。与此同时,上级领导希望下级完成好经济发展等"一票否决"的指标,以稳住自己的职位并增加晋升机会,从而对下级腐败问题不会主动发现甚至予以容忍。这种默契性容忍行为直接导致了镇街"一把手"腐败的频发。只有消除这种默契性容忍行为,才能真正对基层"一把手"腐败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低腐败成本与道德失灵:资源反哺时代农村基层腐败的内生逻辑

基于腐败机会与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农村基层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农村自治组织已成为乡镇公共事务的协助者与承担者,国家资源下沉增加了基层干部的资源分配垄断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在政绩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可能产生对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默契性容忍,弱化了基层监督;低薪与发展空间不足,以及乡村人情与传统伦理等因素,减少了基层腐败的机会成本,加剧了干部的道德失灵现象;农村基层腐败体现出低成本与道德失灵的特点。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增加了农村基层腐败的风险。完善基层自治、强化自下而上的监督、改善激励约束机制等有助于减少农村基层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