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出土文献研究中的“默证”问题

出土文献研究中存在某种“只要不能被证伪的就是真实的”逻辑,与过度疑古派“只要不能被证实的就是伪造的”的“默证法”在学术理路上一致,可谓为一种反方向的“默证”。在具体研究中表现为随意对应、捕风捉影、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证明、用局部经验推论整体等方法论上的错误,并造成以讹传讹、以假乱真、无谓争论等次生弊端。研究应回归历史学“求真”的本质,对出土文献材料进行精密考证与严谨分析,同时对目前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要有勇于阙疑的精神。

“默证法”与古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借鉴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理性推度观点和理想推度"安全之保障"原则,积极阐发"默证之适用限度"理论,并以此批判顾颉刚古史研究中误用默证之"根本方法之谬误"。综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则不难发现,胡适、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曾普遍运用默证方法,不断将诸多因文献和考古证据缺乏而悬而未决的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学术界自觉关注"默证之适用限度"问题,较之于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的主观武断倾向,更加体现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和中国传统考据学言必有据的学术思想。在未来的古史研究中,遵循"默证之适用限度"的默证方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价值。

“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

个别学者对张荫麟批评"默证"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其驳张荫麟之"默证"和"限度",亦因多涉抽象玄思和枝蔓而流于"清议",因此并不能推翻张荫麟对"默证"的批评。所谓"层累"说不关注历史本体的说法是错误的,它是强调对历史本体的"移置"认识;所谓不追求历史本体就可以使用"默证",逻辑上自相矛盾,事实上流于诡辩。史书中之因承性内容,决定了"层累"说以史书之年代决史书内容之年代的做法每每陷于偏颇。因此,"层累"说对历史本体的"移置"认识,实质上是割断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承,突出强调"造作"。历史研究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强调严谨固然不错,但如果因此否定在现有材料基础之上的触类旁通和推论,则不免流于"冰山"式的直观反映论。

张荫麟诘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研判

八十年前,张荫麟发表文章批评顾颉刚误用默证方法,给史学研究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默证几乎成为历史研究法的禁区。然而,张荫麟所依据《史学原论》的主张,自相矛盾,不足为训。张荫麟文章的具体论述,更是讹谬百出,十分浅陋,论据、论点有根本方法的错误。张荫麟晚期已经暗地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孰是孰非已见分晓。于今的上古史研究,亟需发扬默证方法整体考察问题的辩证逻辑,清理上古史重建事业的学术基础。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屈原否定论”的史料学思考

从具体的史学观点而言,对于屈原的具体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或者应当有不同的评价;但从史料学角度而言,所谓的"屈原否定论",其核心问题在于:在处理先秦人物史料"年代隔越"问题上,采用了"默证法",其实并不严谨;而依据所谓"屈原否定论",进而再做出一些判断及决定,还值得再思量。

《远游》作者之争与数术方技文化认知——兼论《楚辞》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方法论问题

自清代以来,在《远游》作者问题上形成'屈作派'与'非屈作派'两大阵营。两派论争的焦点主要在仙道思想产生的年代与地域认识上的差异,以及《远游》仙道思想与屈原主体情感之间的关联的不同认知。数术方技文化在先秦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数术方技文化中表现的天道与人道的关联思维对诸子思想的形成以及对诸子时代哲学突破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非屈作派'的论证方法体现出'默证'的不当,而学科分类过细则导致对数术方技文化的认知的支离破碎与不当评价,致使两派争论过程中,很难走近《远游》书写的知识场景,也未能细心体会《远游》文本本身所表达的思想世界与精神指向。《远游》作者之争与数术方技文化的关联,揭示了当今包括《楚辞》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领域,迫切需要文献、文化与文本这三者之间的融通。这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理念的追求,有助于推进和拓展《楚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