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张荫麟主张的“默证之适用限度”及相关问题——兼评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一文

张荫麟提出了所谓"默证之适用限度",规定使用默证法的条件是"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甚至宣称"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这不仅是要扼杀默证法的运用,而且将所有历史研究虚无化。因此,乔治忠著文对其批判。近时周书灿发表文章,一方面极力回护张荫麟之说,但又声称默证法可以按张荫麟的"适用限度"来使用,这就使其文章形成了严重的自相冲突。周氏之文欲回护张荫麟,但并未分析其主张究竟有哪些合理的议论;反对别人对张文的批评,却回避对方的具体论证,仅仅一味施加攻讦,其做法缺乏学术理性。

“中国睡狮说”是梁启超的发明吗?

近年来,中、美、日、澳等国相继有学者对"中国睡狮说"提出质疑,力主"睡狮说"乃梁启超的发明创造。但从史料看,至迟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报刊对"中国睡狮说"已有明确记载,尾崎行雄的《东洋的危机》、大泽龙的《支那论》均早于梁启超的《动物谈》。据尾崎、大泽等人的文章,该说起源于西方,与西方人为了侵略中国而对中国综合国力所作的判断有关。尾崎等引用并反对该说,意在宣传"支那征服论",为侵略中国制造借口;大泽等援引该说,意在宣传"支那保全论",为其亚洲主义策略服务。从方法论检讨,当下学者之所以误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使用了默证法,但没有严格遵守其限定条件,混淆了推理与证据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