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酉阳杂俎·黥》看唐代的文身风俗

文身在唐代发展为一种社会时尚,具体表现为参与者众多,文身部位广泛,文身内容丰富精美,文身方式与工具多样,文身技艺高超且有职业文身者出现。唐代文身作为一种民俗事像,发挥了作为民间文化的多元性功能,包括审美装饰功能、生活实用功能、标志与区示性功能、文化传播功能。唐代文身民俗的繁盛与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以及文身自身多元的功能密切相关。

台湾泰雅族与云南独龙族黥面纹样比较

台湾原住民泰雅族妇女"黥面"习俗与云南独龙族妇女"黥面"习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泰雅族黥面纹样没有独龙族的纹样复杂多样。独龙族与泰雅族黥面纹样都由原始质朴的几何纹样组成。二者构图稳重和谐,均为对称排列。黥面是族群识别的标志,也是成年的标志和美的认同,更重要的是承载着求福避祸,死后认祖归宗,对祖灵崇拜的重要意义。

黥刑散考

黥,古代五刑之一。其法是“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即在面部或人体其它部位刺字或刻一个印记,用墨涂黑。作为一种侮辱性记号,故黥又异称为“墨”。 一、黥刑之历史嬗变 黥刑始于我国原始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奴隶制国家逐渐形成过程之中,在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即有了所谓“夏刑三千条。”据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说法,这三千条乃五刑之数,即是“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商周时代,沿用五刑,这在古文献和甲骨文卜辞中有不少例证。《易·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

黥刑的演变及在宋代的发展

黥刑起源于三代之前的古老部落——苗族。而后经过历代王朝的承袭,不断发展演变成为与其他刑种结合使用的复合刑。汉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后,虽历代刑律中再无黥刑之设,但黥刑之用却从未间断。至宋代,黥刑演变成了更加残酷的"刺配之刑",即集杖、黥、流、役于一身的一种刑罚,主要适用于抢劫盗贼、赃吏、犯罪军士及其他情节严重的犯人,刺配之刑的使用对元明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酉阳杂俎》中的“黥”文化研究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黥篇》以"黥"为篇名,集中、系统、大量地介绍了唐代社会中文身、文面及点面等内容。通过对"黥"篇中有关唐代文身习俗的记载进行系统的分类,不难看出唐代汉族文身(黥)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和民族文化,不仅体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还是一种个体情感的宣泄方式,甚至黥面、黥体除了作为美饰和成人礼、民族尊严的象征外,也作为一种刑罚和妒妇对奴婢的一种惩罚手段。另外,从文身在中原汉族中的流行不难看出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和唐文化的兼容并包。

论黥布之悲剧

黥布的悲剧有两重性。一是他唯利是图、“为身不顾后”[1 ] ( P2 6 0 5) 的性格悲剧。项羽、韩信、黥布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战将类型。二是他从战场上的英雄到身为世大谬的悲剧命运。黥布的悲剧命运固然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 ,而根本原因是汉初政权稳固之后刘邦开始剪锄功臣 ,铲灭异姓王而分封同姓王 。

黥刑探析

黥刑作为古老的刑法之一,其产生、发展、消失的过程与时代的政治、法律体制的沿革有关。因此,有必要对施行黥刑的物质基础、实施对象、施刑的起因及"导之以刑"所造成的精神层面影响作相应探讨。

汉画像胡人圆形“黥记”说献疑

一些汉代画像石上的胡人脸上有圆形图样,向来多认为是因黥刑而留下的印记。这种圆形类纹面不仅出现在中国北方戎狄,也见于伊朗系民族。匈奴可能吸收了早期游牧伊朗人的纹面文化,而且匈奴内部也有不少来自于中亚的伊朗系游牧民。所以,汉画像石上胡人的圆形纹面不一定是汉人所施予的黥记,而是一种欧亚草原民族的传统习俗。

秦汉之际的黥刑论述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时期。然而,在这一重要的时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刑罚制度,封建的社会必然会有严重的不能被人所接受的刑罚。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刑罚——黥刑,本文在借鉴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其主要分类及影响进行论述。

泰雅族黥面文化的社会功能及精神内涵

泰雅族黥面文化作为台湾原住民族群"身体装饰"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泰雅族人"生命"的表征。它不仅是族群的标志与美的象征,更是泰雅族人敬畏自然、崇拜祖灵、寻求庇护的手段。

黥以为兵:刺写于兵卒身体的宋代军政

黥兵制是在兵卒身体上强制性、规范化地留下标识的一项制度。晚唐五代时期,黥兵经历了从临时之举转变为经久之制的制度化过程,并为宋太祖所因袭,成为宋代祖宗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通过在正兵脸上刺写军号,以保存募兵时通过考核生成的士卒分等结果,进而限制军队在频繁调动过程中易于产生的兵员混淆、管理紊乱等问题。南宋初期黥兵的规定权是宋廷收兵权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收兵权后,为适应军队编制变化,新的黥兵规定推行。南宋中后期,出于动态把握军费的财政考量,起初不刺的效用群体和兴起较晚的新军势力均被纳入黥兵的对象范围中。通过这一募兵中的重要环节,宋代兵卒由民到兵的身份转化最终完成。在这一物理烙印下,兵卒这一职业身份与国家对士卒的支配权力得到可视化的确认及强调,宋廷得以将国家兵卒与职业兵卒这两重观念植入正兵群体。黥兵制展现出宋王朝在军事政治实践中推进军队专业主义化的尝试和努力,也为唐以降兵卒职业化这一长时段议题的思考提供启发。

玉山的生命精灵——霍斯陆曼·伐伐小说集《黥面》述评

霍斯陆曼.伐伐在《黥面》里充分展现了布农族群最真实、最内敛的民族灵魂。该小说集形象地传达了布农族群别具一格的狩猎文化和万物和谐共存的精灵信仰。族群语言的出色运用也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

悲喜玫瑰——《玫瑰黥纹》解读

《玫瑰黥纹》是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描写了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裔女子塞若芬娜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本文探讨了塞若芬娜女性意识的觉醒,剖析了其命运由悲变喜的过程和原因。

古巴比伦法典与秦汉法典比较:私有奴隶制和国家公有奴隶制

通过对古巴比伦法典和秦汉法典的分析,发现古巴比伦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家庭私有奴隶制阶段,其奴隶基本上来自外族和债务,国家对本族奴隶的数量要求不大,法律处死罪犯而不是沦为奴隶,无株连罪犯亲属为奴隶法。秦汉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公有奴隶制阶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隶外,奴隶制帝国还大量使用公有国家奴隶。国家奴隶来源部分为战俘,更多的是帝国刑法将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沦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奴隶,没有像巴比伦那样大批处死罪人。为了防止奴隶逃亡,两河流域和中华文明奴隶社会都通过发型和肉刑给奴隶打上识别记号。秦汉国家的严酷的奴隶制法律加强了国家和君主的权力,获得大量的最低成本劳动力,由此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国家水利工程和征服战争。

西夏附加刑考探

西夏附加刑主要包括籍没刑、罚金刑、黥刑、戴枷刑,是西夏刑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籍没刑、铁枷刑适用范围较广,用刑较重;黥刑以刺字大小区分刑罚轻重,较有特色;西夏无罚铜,但罚马刑发达且与减赎罪制度相结合,为罚畜刑立法之首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宋附加刑相较,西夏附加刑具有重刑化、民族化的特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夏附加刑立法较为详备,特别是违法责任规定上,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

“反书”、“变事”及“变告”

“反书”、“变事”及“变告”张博《汉语大词典》收“反书”一词，释为：报告叛乱的文书。《史记·吴王濞列传》：“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清梅曾亮《晁错论》：“帝之削七国也，志甚壮，反书闻，乃遑遽自诛杀其大臣。”释文...

《应帝王》奥义——天人合一的庄学“至人”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末篇。《应帝王》是展示庄学至高理想的"至人"论。郭象谬解篇名为"应为帝王",旧庄学沿袭至今。作者运用结构分析法,无懈可击地论证了篇名读做"应帝(道)"之"王",意为"顺应天道的王德之人",即至人。从而自始至终、逻辑融贯地完整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内七篇"奥义。

现代性、社会控制与犯罪记录制度:犯罪记录的谱系学考察

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存在着三种形态:其一,是中国古代作为刑罚之一种的黥刑制度,这是一种针对肉体的低效惩罚;其二,是体现了现代权力规训技术的《刑法》第100条"前科报告制度",它在实践中演变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社会歧视;其三,是正在构建的承载"犯罪预防""权利保护"和"社会治理"三重功能的国家犯罪记录制度,实质是一种基于信息的制度化控制。这三种模式的更替与演进,并非源于所谓的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启蒙思想所宣扬的单线历史进化论,而是历史的断裂。其中穿插着表面上的权利保护与暗藏着的社会控制两条主线。到头来,这一切不过是"权力—知识—身体"知识型支配下社会对人的控制技术与策略的调整,而作为一项社会控制技术的犯罪记录制度则并未改变。

《史记》互见法两例辨正

《张丞相列传》中叙于定国事与《郦生陆贾列传》中叙朱建事是《史记》中仅有的两个互见法不完整运用的反例。本文从史料年代差异，互见法范畴的类例、特质、运用诸方面及版本学角度进行了辨伪考证，指出其并非司马迁的原始使用，而纯系好事者臆造伪补。

从《大风歌》看刘邦晚年的忧患

在纵贯古今的近两千二百年间,《大风歌》几乎被公誉为“天纵之英作”,而在论及它所表达了作者何种思想感情和思想内容时,则众说纷纭。 从太史公的笔触看,《大风歌》是一曲悲声,“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唐人司马贞则认为《大风歌》是作者踌躇满志的抒怀,清人沈德潜曾以不定的口吻提出,《大风歌》表达了作者的追悔之意。他在《大风歌》的注脚中写道:“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乎”。近人谈《大风歌》,大多赞成司马贞之情绪论,解释其内容几乎都取沈德潜“思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