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鼎甲研究

文章根据地方方志、明人文献资料,对明代科举状元、榜眼、探花的任官品级、出生籍贯,作了细致的数字统计,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了明代科举鼎甲在录取、产生区域、任官品级等方面的特征。

山西历代科举鼎甲考

山西处黄河中游,有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之称,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科举隋大业元年(605年)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终,历经1300年,横跨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延续上千年的历史,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历代科举中,山西共产生3000余名进士,有40余人进入鼎甲。本文尝试对山西历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情况进行小考。

鄞县科举三鼎甲述考

描述了南宋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文科状元张孝祥、姚颖、傅行简、袁甫;明代唯一的武状元杨斌;清代的鄞县两名文科状元;元、明两代的鄞县五名文科榜眼;明代鄞县文科一名探花的中举与任官基本情况。最后对鄞县科举三鼎甲进士在政绩上爱国卫国的高尚行为、廉洁为官、著书立说、广办学校等积极作用作了论述。

清代安徽鼎甲群体

清代安徽鼎甲人物共有21位,规模仅次于江苏与浙江两省,在清代科举格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徽鼎甲群体的变迁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平台期到乾嘉时期的繁盛期,至晚清转向衰微。安徽鼎甲区域分布具有不均衡的趋势,鼎甲人物向安庆、徽州、宁国等科举发达地区集中,与进士的区域分布态势密切相关,又和进士中心县高度重叠。安徽鼎甲人物多有进士家族的背景,来源较为狭窄,其社会流动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论明代鼎甲进士排名中的非理性因素

明代鼎甲进士历经科考、乡试、会试等高淘汰率考试的选拔后,在殿试的排名中却间或受其姓名、相貌、帝梦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其名次发生意外的改变。三鼎甲排名的偶然性是由皇权的独断性和随意性所决定。这种现象为助长明代科举考试中的迷信之风提供了土壤。

温州古代科举鼎甲考

文章对温州古代科举考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的特点及为官后的政绩进行了探讨。认为南宋温州鼎甲多,鼎甲产生县份的不均衡是温州鼎甲的两大特点。其政绩主要表现在勤奋学习,著书立说;清政廉洁,宦绩突出;一身正气,不附权贵三方面。

新文化史视角下黔北遵义鼎甲楼及其进士文化探析

近十余年来,新文化史正成为中国史学新潮流。受此新潮流的推动,中国史学不断拓展新领域,正在形成新理论,逐步调整史学叙述。值此学术转型之际,科举学下景观学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对象从封建政府兴建的贡院转向底层民众普遍认同的科举景观,鼎甲楼就是贵州省民众普遍认同的科举景观之一。作为遵义历史上的重要科举景观,鼎甲楼将状元、榜眼、探花奉为神祗,进行科举崇拜,借此向社会传播科举文化。鼎甲楼是黔北遵义科举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崇拜的神祗具有特殊性,确立信仰之后当地杨兆麟巧中鼎甲,最终因时代发展而走向衰毁。黔北遵义鼎甲楼的特性反映出当地进士文化深厚,当地进士文化又对举业繁荣、区域文化、文化世家、当地教育等产生了直接影响。

京剧“后三鼎甲”的参照关系与表演风格

老生演员孙菊仙、谭鑫培、汪桂芬在京剧史上合称“后三鼎甲”。这不只是就其在演出市场中的地位而言,更是就孙、谭、汪的演唱风格在审美上构成的共时艺术参照关系而言的。随着谭鑫培的表演风格在20世纪初成为京剧老生审美的主流,孙、汪之演唱风格相对地成为京剧老生审美的支流。艺术参照的消失,对于谭鑫培乃至京剧老生艺术在更广视野内的深入审美阐释而言不无遗憾。

梨园旧事 后三鼎甲“汪谭孙”(八)

谭鑫培晚年的生活已经非常奢华了。不仅如此，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风气下，谭鑫培的声誉不断提高。对此，一直流传着许多传说。甚至有人说有当朝“宰相”为让谭鑫培多演一出戏，居然当众给谭鑫培下跪。

昆山徐氏“一门三鼎甲”的家世

捧起书本即是名门,放下书本便是平民自隋唐以来,人仕为官已经不是世家大族的专利,社会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家风传承、家学积累和科举考试完成阶层的跨越,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昆山徐氏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家族由田园走来,身书香世家。至康熙间,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凭科举而晋身为清朝的新贵。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地域分布与社会流动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共有65名。其地域分布广泛,反映出明代南直隶重视文化教育,科举之风盛行;同时又明显呈现不平衡性特征,反映出各府、州、县科举实力不均衡,是各地在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政治、科举氛围等方面所存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明前期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平民家庭者占比为33.33%,后期则下降为9.09%,这主要是由于明后期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官宦和仅有学校功名家庭的数量明显增多造成的。官宦家庭对其子孙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凭借政治特权,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文化条件和科举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孙自身综合实力实现的。

清代皖籍鼎甲的特点及现代启示

'鼎甲'是科举学的专业术语之一,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它是一个特称,即指状元、榜眼和探花。结合清代皖籍鼎甲,我们可以发现'鼎甲'是文教繁荣的缩影,是社会井然的反映,是家族学统的延续。如今,鼎甲成为各级各类考试中的一种文化,并呈现快速泛化趋势。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鼎甲文化,不急功近利,不过度焦虑,不迷失方向。

“鼎甲杯”甲骨文字有奖辨识大赛评审结果揭晓

中国文字博物馆"鼎甲"杯甲骨文字有奖辨识大赛自今年4月份发布公告后,大赛正式拉开帷幕。7月29日至30日,中国文字博物馆邀请了国内著名高校和国家顶级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了评审组进行评审。评审过程中每位评委对文章逐一进行审阅,提出评审意见。首先确定入围文章,在入围文章中分为优秀论文和入选论文两个等次。经过评委认真仔细的评审,最终评选出3篇优秀论文和12篇入选论文。

鼎甲风骨

因成熟而树皮龟裂是很多松类树种的自然树性,与四季常青的碧叶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老而弥坚、不屈风霜的松树意蕴。盆景艺术创作善借松形而达景意,以虬枝翠叶写苍劲,借老干裂甲喻沧桑,宋人程珌有诗句道＂老松掀甲作风云＂,其形其神尽显其中。本期封面选用了江苏宝鼎园张小宝先生收藏的一件黑松盆景,这件作品树相卓然,主干披鳞若甲,神韵内敛而具巍然气象,大显苍松风骨。

馆藏文物『三鼎甲』匾额解读

从北宋的科举考试开始,按照考试排名将进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此三等,明清时期沿袭前制。其中,每榜的二甲、三甲的进士人数不固定,但一甲只有三名且为每榜进士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似鼎有三足,故称之为“三鼎甲”。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藏有“三鼎甲”匾额各一件,分别为:清陈初哲“状元及第”匾、清钱福昌“榜眼及第”匾、清王文在“探花及第”匾。

唐代的科举世家

清末民初的朱彭寿在《旧典备征》卷四中记载了清代的“科名佳话”,列举了祖孙鼎甲、父子鼎甲、兄弟鼎甲、五子登科、七子登科等科举世家资料,展示了有清一代的科举盛况。其实早在中国科举史草创的唐代,就已经涌现出很多类似的科举世家,文献中不乏记载。笔者在编著《唐代进士录》的同时,也曾留意过此类资料,做过一些抄录。现将这些资料略加梳理,草撰成文,以飨读者。一、科举世家凤阁王家。

河下:文风厚重的“进士之乡”

古镇河下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许多文豪俊彦,留下了无数巨著名篇。在这块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人文蔚起,科名相望,仅明清两朝,就出了67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还有123名举人、12名翰林,140多名贡生,更有多人在《明史》《清史稿》有传,文星泰斗,灿若星河,宏篇巨制,汗牛充栋,堪称“进士之乡”。

清代状元知多少

《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二期《赵以炯中状元》一文云:清代“共考取状元八十九人”。此说显然有误。据朱彭寿《旧典备征》记载,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殿试一百一十二科,其中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有状元,故清代共考取状元一百一十四人。此外,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共考取武状元一百零九人。如果将二者合计,那么清代文武状元共有二百二十三人。朱彭寿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清儒学案》总纂,对清代科甲情况极为详熟。他的《旧典备征》被时人称誉为“详稽博考”,“既备且确”,因而可信度是颇大的。鉴于该书流传范围狭窄,特将其中“各省状元人数”和“武鼎甲考”两条部份内容摘录于后,以供读者查考。

杜少卿是“新人”形象吗?——《儒林外史》札记

败产、反科举、夫妇游山,是最能表现杜少卿性格的三个关键性情节。本文企图通过这三方面的分析,说明这个形象的思想本质。一、关于败产吴敬梓以十分简炼的笔墨,先介绍社少卿的家世:他是天长杜状元的曾孙。家声科第从来美,被人誉为“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上辈七大房,现有堂兄弟六、七十,未仕者,一个个都在“守着田园做举业。”这样的家族,在十八世纪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