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期间明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研究

明清鼎革之际,明与后金之间的军事争夺时有发生,双方争夺的结果直接决定了谁将成为未来东亚宗藩体系的领导者。在看似明确的敌我对抗和表面的新旧交替背后,还潜藏着宗藩体系内部成员的观望与自保、多方勾连甚至待价而沽。毛文龙作为明将代表明朝在朝鲜履行保护朝鲜国家安全的义务,但却卷入了明、后金与朝鲜三方博弈的漩涡之中。朝鲜作为明朝宗藩体系最亲近的一员,一方面与毛文龙互相袒护与猜忌,一方面又与后金保持半臣属状态。无疑,明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明清鼎革前夜东亚宗藩体系内部关系实态的理想视角。

清袭明职:论明清鼎革之际清朝的土司承袭制度

清朝的土司承袭制度不只是学界认为的父死(或父退)子继(或家族其他人员继承)的世袭制度,还应该包括明清鼎革之际清朝土司承袭明朝土司职衔的制度,即“清袭明职”土司承袭制度。“清袭明职”的出现有着明清鼎革的历史时空背景及浓厚政治意图,清朝政府在明清鼎革之际多次重申并严格落实这一制度,无疑加快了明清鼎革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王朝更替期间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此外,“清袭明职”制度对清朝的其他军事行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鼎革:喻世长的生活史

1949年,政权鼎革。巨大的变化下,个体生命轨迹也不可避免跟随动荡。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青年助理喻世长,经历了政权鼎革前的恶性通货膨胀,靠着倒买倒卖维持生存。政权鼎革后,政治进步至关重要,喻世长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青年教师一起,争取权益,力图打破大学的既有格局。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希望进入组织体系,获得更多进步的机会。因为偶然的机缘,喻世长被选中充当特殊系统的信息员,成为大学里特殊的一员。喻世长的经历,折射了那个时代的脉动。

明清鼎革之际的地方社会——以赣南武事为中心

明清鼎革之际,赣南地方社会的形势复杂,各地方武装冲突不断,社会秩序全面动荡,赣南士民的心态和立场盘桓于明、清之间。“因变生乱”“由乱而变”是王朝易代之际赣南社会的真实写照。清初顺治年间,赣南地方秩序出现重大的变迁。本文探讨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的赣南地方,经历了怎样的一段历史,赣南士民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与抉择。历史具有连续性,我们在关注大历史的同时,也应当留心历史上的地方小人物们的生活与生命,注意从民生问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变迁。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17世纪中叶,与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复因时逢全球气候变冷,北半球温带农业生产水平普遍降低,中国与其他气候类似地区的经济低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具有共时性和背景相似性。此次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基本完成。鼎革之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综合而言,该时代中国历史与欧洲的变动相互关联、主题有重合也有差别,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夸大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以满汉族群角色为轴心对明清两代关系的论说也不及在中华文明长期内聚运动视角下审议更具透视力。在现代化全面支配全球历史以前,世界各地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远非仅用生产力水平比较可以说明,所以“合流”、“分流”之类话语,在未澄清比较视角与尺度的情况下,也是易于引起误解的。

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下)

四、在耶稣会内部掀起的＂反汤风暴＂ 1647年1月，张献忠死于清军先锋马队的箭簇之下，安、利二神父被肃王部下俘获，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受了箭伤的神父没有被杀头。后经讯问得知，他们是汤若望神父的同会兄长，肃亲王豪格立即命令士兵对两位神父以礼相待①。当在北京的汤若望得知两位神父被俘获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份奏折，请求将他们释放。但当时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北方传教会会长的傅泛济命令汤若望不要将奏折上呈清廷，利、安二神父也不希望汤若望插手这件事。他们认为，在豪格亲王管辖的范围内由别人插手此事对亲王来说是一种侮辱，他们比较愿意豪格亲王将他们带到北京，然后释放②。

冯德尔历史剧《崇祯》:17世纪欧洲天主教视野下的明清鼎革

《崇祯》是17世纪荷兰伟大诗人及剧作家冯德尔唯一取材于中国的戏剧,因真实且及时地反映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破家亡国悲剧而被称为欧洲第一部“中国风”文学作品。但由于资料匮乏、语言壁垒等原因,国内学界迄今鲜有学者关注到此人、此剧。细读剧本,结合冯德尔的人际交往及宗教信仰,不难发现卫匡国《鞑靼战纪》及东印度公司涉华报告是其主要素材来源。冯氏以古典主义悲剧的创作手法想象与演绎崇祯之死和明朝覆灭,尽管带有浓重的天主教神学观,却形象地彰显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及这部戏剧在荷兰产生的时代必然性。

林下风者——论明清鼎革之际金闺兔苑才的黄媛介

出身儒士之家而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黄媛介,在世俗、女德与生计的多重挤压下,或鬻书画,或师闺塾,在风云幻化的江南大地上为养家糊口而羁旅转徙,与名卿士大夫、名媛闺秀交往酬唱,用诗、词、赋的文学样式及山水花卉的绘形写神,淋漓尽致地释放着心灵的感悟,入木三分地抒写着人生感慨。有着金闺兔苑才华的黄媛介,其创作独特的社会价值与艺术魅力将咏絮才女谢道韫开创的林下风推向高峰,既彰显着承前启后的因素,也催发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影响绵远。

湖南社会动员由维新变政转入激进鼎革的内在理路探析

湖南维新运动是官绅的动员 ,缺乏广大乡土社会的群众基础 ;维新变政完全是官绅的政治行为 ,而新政实业无一不是官绅联手协作的产物 ;戊戌政变后 ,维新派在湖南的迅速消失和排满革命在湖南的凸现 ,湖南乡土社会动员走上了揭竿而起。

价值表彰与事实检讨:论明清鼎革之际诗坛主流——兼评刘丽博士新著《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研究》

价值表彰应以事实检讨为依据,明清鼎革之际的仕清诗人群虽在行止节操方面为后世非议,事实上乃是当时诗坛的主流并实际地成为清诗转捩之关键。《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研究》对京师仕清诗人群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明清鼎革之际嘉兴黄氏姐妹文学创作研究

出身儒学世家而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嘉兴黄媛贞、黄媛介两姐妹,禀承家风,俱擅丽才,皆以名篇佳作、著作刻集响誉当时。姐姐黄媛贞吟风弄月、春愁秋恨,多为传统闺阁之作,显现出恪守道德的才女品格;妹妹黄媛介鬻书画为塾师以养家,行走江湖,叙写乱离、忧国忧民,多为纪实之作,彰现出意识性别觉醒超越传统的新女性品格。社会板荡不同的人生际际遇,形成同出一脉的黄氏姐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风格。黄氏姐妹传承与创新的文学创作,对后世女性文学走向兴盛产生了各有不同意义的积极影响。

明清鼎革与华夷之辨

明清鼎革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大变动。以往研究,多探讨明清兴亡的过程及原因,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因应明清鼎革而引起社会观念即＂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的大变革。本文阐发＂华夷之辨＂的内涵及其由来与发展,至清入关前,清太宗首倡＂满蒙汉一体＂的新民族观,具有划时代意义,为清入关及创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正确解释新的民族观是正确评价明清兴亡与清朝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

明清鼎革对李渔话本创作的影响

明清鼎革之时,李渔生活在家乡金华、兰溪,亲身经历了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乱,他在诗中则详细地描述了一家人躲避战乱的实情,真实地记录了难民的悲惨生活,高度赞美和沉痛悼念在抵抗清兵的战斗中牺牲的官兵,对薙发表达了遗憾、无奈的情绪。李渔的话本创作虽然始于江南战事结束之后,但这场战乱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成了他小说创作的生动素材,在话本中描述了清兵烧杀掠抢、草菅人命的行为和百姓惨遭蹂躏、九死一生的遭遇,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明朝灭亡的痛心,对降清官兵的愤慨。

论明清鼎革对西藏的影响

17世纪明清鼎革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政权更迭,其广泛又深远的影响亦波及遥远的西藏,西藏的历史进程由此发生深刻变化。在政教方面,明清鼎革后因为清王朝推行独尊格鲁派的政策,特别是1751年政教合一体制的施行,使得格鲁派的优势地位逐渐固化,对西藏政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蒙藏关系上,明清鼎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统治,清王朝不断调整治藏政策,特别是清军平定准噶尔侵藏和罗布藏丹津叛乱后,明末以来蒙古部族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并主导西藏政局的态势被根本改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明清鼎革使清王朝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清王朝不断突破传统治藏方式,对西藏地方进行全面、深入的直接治理,达到了历史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

词是易安人道韫——论明清鼎革之际江南才媛徐灿

江南才媛徐灿,以目睹社会现实的板荡与人生经历的坎壈为触发点,呕血泣吟,将国破家亡的感慨与起伏不平的遭际写入词中,直面描写所发生的历史悲剧,真实抒写个人在明清鼎革之际沧桑巨变中的内心矛盾与双重情感,并以博通古今的学识与真知灼见的才情将这种"缘事而发"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其词悲情痛悼,立意深邃高远,风格沉郁清雅,突破女性闺阁生活的纤细感受,彰显出景情理兼备且活化历史经典而磅礴八极的表达。

明清鼎革与中国古代科学近代化进程的中断

在明朝末年,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开始了向近代化转变的历程。但是,由于明清鼎革导致了政权更迭,由此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成为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进程中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聊斋志异》明清鼎革书写旨趣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数百年来,学界对《聊斋志异》明清鼎革书写之旨趣的解读聚讼纷纭。相关讨论随时代思潮涌退与研究观念更新,可划分为四阶段,即清代点评期、索隐批评期、社会历史理论主导批评期、多元讨论期。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去熟悉化”“去脉络化”已成为学界共识的今日,回顾本论题过去数百年的成果,辨析其得失,不仅可以澄清若干常见误解、避免低水平重复劳动,还将为《聊斋志异》研究的再出发提供多元的思想资源。

从明清鼎革到雍正夺嫡 曹雪芹家族与他们的时代

长期以来，关于《红楼梦》创作的史事背景与历史时代，学界有“索隐说”和“家事说”两大流派。但前者失之于“宽”，后者失之于“窄”。所谓“宽”，是指索隐派将此书作为有目的或有意识地影射某一事件、人物或“本事”的“比附”或“猜度”，其弊端是过于宽泛，

明清鼎革之际杂史编纂探研

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目不暇接的各种事变,一些官员或士人纷纷拿起笔来,或记录亲身经历和见闻,或编辑奏疏、塘报、邸报等官方档案,或对最初的记录进行再加工,或考证史事,或对时事和人物发表评论。这些杂史或记甲申之变、清军南下的暴行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或记南明史事,或追记万历以来党社活动及党争的历史,或总结明亡及南明速亡的原因,以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由于史料来源不一,这些杂史中往往出现"一事而甲乙互异,一人而彼此夐殊"的情况,又由于作者政见歧异,杂史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往往悬殊较大。

明清鼎革与德川日本的“中华主义”

明清鼎革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川幕府在意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的同时,南明遗民的赴日"乞师"行为却在客观上帮助日本摆脱了"夷狄"身份。在此过程中,日本德川前期的学者们也从诸多方面入手,塑造日本的"中华"形象,这间接影响了后世日本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