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学刊(恢复邮局发行)

自1994年开始,《齐鲁学刊》恢复交邮局发行,清新老订户到当地邮局订阅。《齐鲁学刊》是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是山东省创办较早、容量最大的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已出版116期。《齐鲁学刊》立足于世界文化名人孔子故乡,注重孔孟、儒学、齐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刊发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学术文章。《齐鲁学刊》注重名家力作,更重学界新人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多年来,《齐鲁学刊》得天时、地利和各界学人的鼎力支持,所发文章多为其他报刊转载、摘编和介绍。《齐鲁学刊》的办刊宗旨是:

圣贤后裔研究的新进展--“第六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7至19日,由曲阜师范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孔府档案研究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孔子博物馆、曲阜市文物局、四川大学西南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清史研究》编辑部、《史林》编辑部、《孔子研究》编辑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齐鲁学刊》编辑部承办的“第六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曲阜召开。

古史辨与中国现代历史学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营垒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二千多年来一直坚不可摧的古堡旧垒瞬间被炸得梁折栋摧,堂毁庙塌,承前而来的“疑古”思潮也因此在观念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发生根本改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深层发生作用的标志性事件。以“古史辨”命名的在学者间展开的独立、自由、平等、多元的开放性研究和辩论,以及弥漫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则为中国传统学术型态的终结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型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垂范性意义不限于狭义的“古史”,也不限于单纯历史学科。但时过百年,这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学术运动,其价值取向和学术精神已在“走出疑古”的新潮中逐渐被模糊、扭曲、变形,进而被抛弃,这对仍处在未完成时态中的中国现代学术来说恐非幸事。因此,从现代学术建立的角度对这场学术运动的理念方法、价值取向、问题意识等进行深入研讨,以其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对其成就和不足、贡献和局限加以再审,当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进程的良性展开。今即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题,刊发王钧林、李振宏、陈峰三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文章认为近十年来抗战文学研究中“有个别看法也不无偏颇”,如认为“抗战打乱了新文学朝着大众化方向前进的轨程”的看法,文章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在抗战时期围绕着大众化、民族形式的讨论,出现了否定‘五四’以来革命文学传统、将大众化仅仅看作通俗化、看作小型文艺的创作或大众文艺的改造等错误观点”,“

是“中间人物”,还是“多余的人”?——就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与刘奉光同志商榷

奥涅金,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问世以来,人们对他的评论众说纷纭。《齐鲁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刘奉光《是中间人物,不是“多余的人”——谈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的社会意义》一文认为,奥涅金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一个“中间人物”。其理由是:一、“多余的人”是一种超阶级的提法;二、“多余的人”提法不符合小说实际。在近年来我国的奥涅金形象探讨中,这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观点。

论与对立统一规律有关的几个学术问题

本文就“一分为三”、“一分为二”、“中介”、等几个与对立统一规律有关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分析了几年前关于“一分为三”讨论中的几个主要观点,认为,现象形态中确实存在“一分为三”,但仅凭这一点就用“一分为三”补充甚至取代对立统一规律,根据不足.“一分为三”不是矛盾的形式,而是联系的形式.“中介”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有着普遍的意义,但矛盾中没有独立于对立双方的中介.用“一分为三”、“一分为二”等对辩证法的一些观点作通俗说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必须注意这种做法的局限性.

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

去年冬,我刊就确定把此文发于今年第一期;后因稿挤转入第二期。年初见到新华社报导:胡绳同志在社科院为俞平伯先生举行的庆贺会上说:“俞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那次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先生,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月二十二日《羊城晚报》)看来,本文作者三年多前的论点,现在该可以见容于学术界了。这里,特摘录作者去年九月来信所述有关该文争取面世的种种困难情况,以供读者参阅: “我认为一九五四年的“批俞”是个“错案”,不同意当代某些红学史的专著和专文对“批俞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此文作于一九八二年秋,并于是年冬在一个内部发行的师专学报刊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专刊曾影印转载过我别的署名的好几篇红学文章,也包括在上列这个内部学报刊出的文章,但就是没有转载这一篇;这,如果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说两句不自量的话,那么恐怕不是此文缺乏转载的资格,而是因为那位担任《<红楼梦>研究》专刊的顾问,恰恰是拙文指名批评到的几位同志中之一位,虽然这位同志曾在文章中公开说过“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一类的话。……拙文曾投寄过几个全国性的有关的学术评论刊物。得到的答复都令人兴奋:有的说是“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有的说是“作为一家之言,是充分说理的”;有的还答应代转其他刊物,等;但是,寄来寄去,转来转去,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终归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看来,这几年虽然百家争鸣呼声甚高,但要在红学界认真讨论“批俞运动”问题,似乎时机尚未成熟,就像鲁迅所说,听到口令“开步——”时切不可立即举足,一定要等听到“走”字时。才可以真的“开步”。一九八○年《齐鲁学刊》曾提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应该进行学术探讨;可是后来似乎碰到麻烦,未能“探讨”下去。但最近,胡乔木同志说,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光明日报1985年9月6日),这不但等于肯定了当年《齐鲁学刊》提出问题的勇气和眼光,也为今后讨论“批俞运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参照系:既然一九五一年的“批《武训传》”可以基本否定,那么,对于一九五四年的规模大得多也激烈得多的“批俞运动”,现在来提出一些质疑意见,该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吧?……因为近年几乎没人谈这问题,所以这篇作于三年前的拙文,现在看来似乎尚未过时,这是笔者的“幸”呢,还是红学界的“不幸”?……拙文原有个副题,由内刊编者删去,现补入。拙文篇幅较长,如可发表,我宁愿用新五号字排印,使之少占篇幅,但希望尽可能勿加删削,以保存历史面貌。……”

我国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说

我国第一首形式完整的七言诗,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和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认为是张衡的《四愁诗》。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是曹丕的《燕歌行》。《齐鲁学刊》

作者—读者—编者(信息摘汇)

(一) 编辑同志: 蒙赐《唐都学刊》。谢谢。高等学校办学报很有必要,不仅可以促进本校的教学和科研,而且可以逐渐形成一个学术阵地、学术中心。山东的《齐鲁学刊》,最初也是师专办的,后来改名《破与立》时,有一批论文颇有质量,声誉大振。贵刊这几期论文大都有一定水平,而且从第一期到二、三期,呈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现在尚是内部发行,如公开出版,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