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晚期嵩山以西地区遗存的性质——从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谈起

本文从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入手,讨论了龙山时代晚期嵩山以西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指出,嵩山以西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应属两类遗存。一类是以王湾遗址第三期和小潘沟龙山时代遗存为代表的三里桥文化,或为三里桥文化在洛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一类包括西吕庙等遗址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承自本地的龙山时代中期遗存,应是嵩山以西地区的土著遗存。这一地区发现的三里桥文化遗存显示出,三里桥文化自西中条山以东的黄河谷地,向洛河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的冲积平原渗透的形势。

河南漯河四处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兼论淮河上游南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农业结构

本文以漯河地区四处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寺疙瘩、凌云台、善德、大悲寺)调查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为切入点,探讨淮河上游南部地区的农业结构。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属、小麦5种农作物,狗尾草属、马唐属等旱地与荒地杂草。量化分析显示漯河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的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为辅,普遍伴出少量稻、大豆,可能出现小麦。综合已公布的研究资料,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淮河上游广大区域内的农业结构趋于一致。

甘肃灵台桥村遗址Ⅰ区发掘简报

桥村遗址位于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西屯镇北庄村桥村社。2018~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性发掘,发现了方坑、灰坑、房址、墓葬和沟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龙山时代晚期陶瓦标本。这是继1978年桥村遗址首次试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收获,对研究陇东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大禹治水及其考古学观察--兼论夏的王朝叙事

大禹治水是我国古代国家肇始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和历史传说,其故事发生在龙山时代晚期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背景之下,最初表现为一种以禹为对象的山川崇拜。周朝史官在天命观的指导下,将禹与夏联结起来,禹由山川之神一跃成为夏朝的人文始祖,由此形成了治水-贤德-王权的夏王朝建立史话。然而,龙山时代晚期一些区域虽确实发生过小规模的洪水,但其绝非是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文化衰落的原因,见于史籍的夏朝前期大洪水也不见于考古证据,故大禹通过治水活动积累权力和威望,最终建立第一王朝的叙事得不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安徽蚌埠钓鱼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通过对安徽蚌埠钓鱼台遗址2014~2015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及西周春秋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水稻（Oryza sativa）、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和大豆（Glycine max）5种农作物以及其他禾本科（Gramineae）、莎草科（Cyperaceae）、酸模属（Rumex）等植物种子,此外还发现了少量来自栎属（Quercus）、菱属（Trapa）和枣属（Ziziphus）等植物的硬果核壳.实验结果显示,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农作物有水稻和粟两种,并可能开始种植大豆.量化统计结果表明,水稻是遗址最主要的农作物,粟的比重相对较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作物除水稻和粟外,还发现了小麦、大豆和黍,从而形成新的＂五谷俱全＂的作物结构,其中水稻仍然是最主要的农作物,但小麦异军突起,其地位仅次于水稻,粟类作物和大豆处于从属地位.综合分析本地区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春秋时期,淮河干流南北的农业结构有明显差异,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水稻与旱地作物在农业结构中的比例相近,而在淮河以南地区,水稻占据明显的优势.同时,不同纬度位置考古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变化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水稻的比重自纬度较高的皖北地区到纬度较低的淮河以南不断上升,而粟、黍和小麦这些作物的比重则逐渐下降,这一现象应与不同纬度地区水热条件不同直接相关.此外,从该地区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来看,龙山时代晚期,小麦已在鲁南山地以南的山前地带分布,至岳石文化时期,传播至黄淮平原北部,且最迟不晚于西周早中期,小麦的分布已跨过淮河干流,传播至江淮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