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思流水声中——晚清新繁龙藏寺琴僧述考

晚清的成都新繁龙藏寺,在高僧含澈(雪堂)的主持之下,敬贤重才,文人荟萃,能诗善琴的僧人名士辈出。文章从地方史志、诗词文集中整理了有关龙藏寺僧人的古琴史料,在此基础上,从龙藏寺与琴的关系,释含澈、释融琢、释永长的生平及琴事,释含澈与蜀派琴人、蜀中名士的交游与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其中既涉及释含澈与叶介福、唐彝铭、竹禅等蜀派琴家的交往,也涉及晚清时期蜀籍或流寓蜀中的文人如黄云鹄、顾复初、杨益豫、周达武、程祖润等人的琴事。曾经的妙音阁汇聚蜀中高僧雅士,琴音袅袅,洗尽凡响,对于晚清乃至民国以后蜀地古琴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龙藏寺碑》临习指要

说起隋朝的楷书名作《龙藏寺碑》,或许对于普通书法爱好者而言,并不十分熟悉,它虽然是著名的楷书作品之一,但是却不像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的作品那般被大众所熟知。实际上,《龙藏寺碑》是一件稀世珍品,承汉魏之遗风、融南北书艺为一体,不论是碑刻的工艺技术,还是书法的艺术水平,皆为精湛,素有“隋碑之冠”的美誉。

隋龙藏寺碑琐谈

龙藏寺碑刻立于隋开皇六年(586年),现位于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月台东侧,是我国现存的著名碑刻之一。本文对原碑文及内容做了浅析,并就张公礼撰或书的问题、龙藏寺碑的位置变化、1987年原碑升高时发现的龟趺座及龙藏寺与隆兴寺的关系等问题做了阐述。

变异与创新：《龙藏寺碑》的文化意义

《龙藏寺碑》既是汉字楷体演变的新阶段,又是汉字书法楷体新风格的新起点,这两点确立了《龙藏寺碑》在汉文字史上和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文章基于隋楷生发的社会变因的梳理,论述了楷书及《龙藏寺碑》的变异与创新,着重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的角度,探讨《龙藏寺碑》所具有的中国书法的变异与创新的文化意义,以及《龙藏寺碑》体现的楷书能感国运之变化、能立时代之潮头、能发时代之先声所具有的当代文化发展意义,认为楷书发展需要不断大力增强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力。

隋《龙藏寺碑》书法艺术考述

本文以碑石结合史料对《龙藏寺碑》被立的社会原因进行考证.考证了立碑者为王孝僊,撰碑者为张公礼,其书法艺术风格可上承六朝遗绪,下启初唐书坛.

清代关于《龙藏寺碑》研究转向的考察

清代初期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从考据学范式下对《龙藏寺碑》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在碑文内容考证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清代晚期对于《龙藏寺碑》的研究范式又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这次转向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碑学范式下的研究。研究范式的转向促使《龙藏寺碑》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从北宋时期的金石著录,到清初以碑证史、晚清"隋碑第一"的变化,始终与研究范式的转向密不可分。

德阳市中小学书法启蒙成效初探——以《龙藏寺碑》楷书教学为例

二〇一一年八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要求中小学书法教育无论是硬笔还是毛笔,都要从楷书入手。但是,对选用哪个朝代、何人法帖却没有做出硬性规定,这直接导致书法教育在实践层面出现了分歧。

另类的寺庙 独特的空间——解析新繁龙藏寺

龙藏寺作为成都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从残存的建筑中可以体会到寺庙的另类以及空间的独特。笔者通过现场观测、走访以及文献的整理,对龙藏寺有了深刻的了解,文章重在分析其空间艺术,同时也希望引起社会对这座古寺的重视。

龙藏寺释含澈刻书考略

成都市新都区龙藏寺僧释含澈(雪堂和尚)于清同治、光绪年间以“绿天兰若”“潜西精舍”之名,刻印了大量的书籍,现今可考的龙藏寺刻书有百余种,其中不乏彰显地方文化风貌的作品。本文对龙藏寺的刻书情况进行粗略梳理,对其刻书规模及刻书特点作初步探讨,以期对进一步研究刻书有所帮助。

燕赵之宝 隋碑之冠——正定隆兴寺《龙藏寺碑》考察记

《龙藏寺碑》被誉为隋碑之冠,隋代楷书之首,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现保存在河北省正定市的隆兴寺(又称为大佛寺)内,有碑亭护之。《龙藏寺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

《龙藏寺碑》的艺术风格及其历史启示

隋代书法以《龙藏寺碑》为代表,其融会南北书风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有"隋碑第一"之称,艺术魅力影响深远。《龙藏寺碑》南北书风融合的特质,启示着当代书法仍然要以碑帖融合为书法学习和创作的至上之路。

隋人变古显唐风——浅论《龙藏寺碑》及其对当今书法创作的意义

书法史上的隋代,并不因为其年代的短暂而在历史上湮没。恰恰相反,在仅仅三十八年的统治中,却出现了南北书风融合的新局面:一方面继承了右军的笔法,另一方面又保存六朝碑刻的雄强古拙,并开始向工整规矩技法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尚“法”书风的顶峰造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当时书名盛者却很少,虽有智永,但他是由陈入隋的,且为南派;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家生于隋,而书名却都显于唐。因此,隋碑流传下来的也就寥若晨星了,比较优秀的当推《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康有为心目中的“古质奇趣,新体异态”

《龙藏寺碑》上承六朝碑版,下启初唐书风。在历史进程中书体演变,古法损益,汲取了北魏碑刻的雄强朴茂、两汉隶书的含蓄蕴藉、魏晋行书的洒脱率意,而呈现出来多元化的因子和"不定型"的痕迹。被康有为誉为"古质奇趣,新体异态"并极力称颂。《龙藏寺碑》安简浑穆,风度端凝,为初唐褚遂良及其后人书法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容纳了丰富的碑帖元素,意中有法,动静结合,变化多端。其中囊括用笔上的方圆、对立、阴阳、矛盾、变化等现象,既符合书学原理及其演变规律,也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哲学观。取法《龙藏寺碑》,可以激活楷书,摆脱程式化和匠气,对丰富当今楷书的创作理念大有裨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龙藏寺碑》(明拓本)

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法帖的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从2020年第八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该书系第四辑和第五辑的内容,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婉丽遒媚 平正冲和——《龙藏寺碑》中的隋代石刻新书风特征

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中,隋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早在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在证经补史之余就对隋代石刻书迹作了研讨。例如,欧阳修对《龙藏寺碑》即有跋语,其云:"右齐开府长兼行军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著书人名氏。字画遒劲有欧。

“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

隋《龙藏寺碑》位于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内。清季定海方若《校碑随笔》中记载:"《龙藏寺碑》,正书。碑阳30行,行50字。碑阴5列,列30行。又额后题名据剪裱本凡名16,末另有合州道俗邑仪一万人等一行。未见著录。侧3列,上列6行,中列8行,下列2行。有额,正书,阴文15字。"这样算来,此碑的文字约1500字之多。隋代只有短短38余年的历史,能留存下来,并且如此完整的隋碑就更显珍贵。让我们不得不去重视它、研究它。

隋人变古显唐风——《龙藏寺碑》书风及其对当今书法创作的意义

书法史上的隋代,并不因为其年代的短暂而被历史湮没。恰恰相反,在仅仅38年的统治中,却出现了南北书风融合的新局面:一方面继承了右军的笔法,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六朝碑刻的雄强古拙,并开始向工整规矩技法化的方向发展,为唐代尚"法"书风的登峰造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藏寺碑》与隋唐楷书风格传承

《龙藏寺碑》等隋唐楷书风格应该是时代书风影响下的产物,而书风的发展又是时代审美意象相互作用的结果。隋唐崇尚王羲之,对于“遒劲”与“平正冲和”等审美意象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具体的表现,也代表了隋唐楷书审美意象的整体特征。

《龙藏寺碑》与《董美人墓志》文风比较研究

《墨子·明鬼下》中记载：“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以金石,以重之。”[1]早在先秦,遗世留名的人文观念就已成为人立身扬名的价值追求,遂将文字“镂于金石”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墓志、碑刻、摩崖、造像等,或记事、或言功,都昭示子孙铭记历史。立碑早在先秦已有。

《龍藏寺碑》藝術價值的歷代評述及文化争議之辨析

《龍藏寺碑》爲隋朝名碑,歷代的評述頗爲豐富,從北宋歐陽修開始,宋、元、明、清、民國乃至今天,都有名家評述此碑。評述者大都一致認爲,此碑開啓初唐書風。然而,在此共識之下,歷代評述者亦略有差異。從這些評述中可進一步探究《龍藏寺碑》在書法史上的意義和對隋朝與唐初楷書的影響。此外,《龍藏寺碑》不僅具有重要的書法藝術價值,也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由《龍藏寺碑》引發了一系列相關争議問題,這些問題涉及歷史考古、歷史地理變遷、宗教文化研究等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