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龟策列传》看汉代的占卜观

《龟策列传》是《史记》中专门反映先秦两汉数术内容的篇章,体现了汉人对先秦至汉武帝时期占卜观念的理解。从《龟策列传》可以看出,汉人的占卜观念主要表现为延续先秦筮龟占卜方法,但龟卜渐趋衰落,而筮占更为盛行,且占卜思维抽象化和象数结合的趋势更明显;此外,出现了龟卜与日占相融合,但相较而言,汉代更重视日占。

浅谈《史记·龟策列传》——兼与《庄子》之《外物》等篇的比较

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龟策列传》的基本构想,今本《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之前的第一部分和最后的"卜辞"记录,应该就是司马迁的原作和该篇传记的全部内容。旧史家认为其"有录无书"或不当入于"列传"之体,是值得商榷的。而"褚先生曰"完全是作者不领会该篇传记的独特性所致,也招致了后世史论家的一致诟病;同时,也不可否认,所谓褚少孙补作,仍有一定文献性和史料性价值,是对《庄子》文本和有关历史传说的再创作。"褚先生曰"之所以杂凑《庄子》多篇,也说明先秦诸子之书,与"史"有同质的关系;史传文学是史官文化的产物,先秦诸子亦源于史官,二者的关系是同源而生。

“月宿历”研究——兼论《龟策列传》宋元王之梦占

从观象授时发展到推步制历的漫长岁月中存在一种过渡形态的历法。本文以《史记·龟策列传》宋元王占梦为线索,以众多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为依据,通过大六壬“日在加时”占法的追溯,挖掘出观象授时历向推步历过渡的形态——“月宿历”,并重新解读了《龟策列传》,纠正了钱大昕等先贤的错误。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读《史记·三王世家》札记

司马迁《史记》凡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三王世家》为世家末篇,是一篇比较特别的文章。“世家”之说,见《孟子·滕文公下》。刘知几说:“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史通·世家》)揆诸世家体裁,记的是封国诸侯,因为他们子嗣世袭承传,所以得名。其实从《史记》三十篇世家看,情况并不这么简单。

《史记》亡缺与续补考

《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称《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张晏注《汉书》,历举十篇书目,指出《武帝本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四篇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六篇则不云有无补作。关于《史记》十篇亡书,唐代以前学者都笃信张晏之说。唐宋以降,异说始起,自此以后,议论纷如。归纳各家之言,不外以下四种说法。一、十篇有录无书说(详见后文)。二、十篇草创未成说。刘知几谓司马迁作《史记》,“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

“太史公曰”不等于史评论赞

王若虚《史记辨惑》说:“《汲郑·赞》无他褒贬,独叹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至并载翟公署门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评哉?”王氏直接以“赞”代替原来的“太史公曰”,目之为“史评”,据此批评司马迁没有以传统的说教结束《汲郑列传》,而感叹世态炎凉,并载翟公轶事。王氏不当的非议,基于他对“太史公曰”作用的曲解,错误的根源诚属不明“太史公曰”并不等于史评(或者后人所称的“论赞”)。“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种体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今观《史记》130篇,明标“太史公曰”的有125篇(其中包括《孝武本纪》),只有《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陈涉世家》等5篇没有“太史公曰”。

图书馆教育三要点

图书馆——无声的人文教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文字、出现图书文献的民族之一,也是最早设立守藏室以对既有图书文献妥善储藏、管理的民族之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这一记载表明中国在殷商之初就已有了编订成册的典籍。

时、数、位的神秘选择——中国农民的特种心理行为剖析

东方人也许是天生的神秘主义者。这种神秘主义的心理——行为定势在中国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简直就是一个禁忌王国,他们对于时间、数目、方位等等都有一套独特的禁忌体系和神秘的选择方式。一、以选择“吉日良辰”为特征的时间观行动之前选择时机,这恐怕是任何民族都有的习惯。但是,在为什么而选择和怎样选择的问题上,不同的民族就会大相径庭。从动机而言,选择时间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乎方便而选择时间——遵循现实的功利主义原则,比如选择在天气好的日子举行户外田径赛;

浅释龟之文化观

龟作为一种水生肉食动物,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中,并未因其形体小、行动慢而受到轻视,反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人们意识中的这种文化观念是如何产生和表现的呢?本文试图作一浅释:

随物赋形 著手成春——司马迁的创造力散论

司马迁创造力之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史学上创立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有机组成的纪传体,确立了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体系;在文学上,则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一)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由此看来《史记》存在着一个残缺问题。所以班彪、班固父子提出:“十篇缺,有录无书。” (见《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班氏汉人,去迁未远,人们因而常以班说为据。但到底缺哪十篇班氏没讲清楚。

中山国玉卜卜辞试释

河北平山王(?)墓墓室西库出土玉器三百五十件,其中有一玉片,上有墨书文字九,今摹如下: 这一玉片见于张守中同志的《中山王(?)器文字编》(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5月)。全文尚未有译释。张守中同志所摹为8字。据河北省文物管理处中山国墓葬发掘负责人刘来成同志说,此片尚有一字漏摹,即在“子”和“吉”字之间有一“匽”字,则此片实为9字 。

“块”字释义与语言的社会性

语言具有社会性,这已成为世所公认的一个原则。“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因此,在确定词义或对词义加以阐释时,必须遵循语言社会性原则,否则就会导致误解,错误释义。“作为一个原则,注释家不会反对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

论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基本思想倾向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一四五年至八六年(司马迁生年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略与汉武帝同时,他的主要著作《史记》一书,从“述往事,思来者”、“补弊起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引《史记》只注篇名)的目的出发,对历史上的盛衰兴废多所议论,其中对战国以来,特别是汉初的政治得失论列尤详。

史记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对他的生年说法不同:一说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学术界赞成前说者为多。他小时候在故乡度过,十岁开始学习先秦的古文,后来跟董仲舒学公羊派(今文)《春秋》,又跟孔安国学《尚书》(古文),二十岁时开始了他的旅游生活,足迹所至,遍及江、淮、沅、湘、汶、泗、齐、鲁、邹、峰、

古代书目常谈

书籍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书籍。从古到今,世上的书籍越来越多,浩如烟海,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不能窥其万一。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即是说人生有限,学问无边。倘以有限的生命去获取无边的学问,任何人也做不到。但是,从茫茫的书海中去求得某一门或某几门比较系统的知识,则是可望而又可及的事情。前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

《尧典》九族今古文异说的解释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汉代今文、古文两家对于“九族”的说法完全二样: (一)欧阳·夏侯的今文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尚书正义》引)① (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经典释文》及《尚书正义》引)《诗·葛(?)序》:“周道衰,弃其九族。”《毛传》:“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孙。”《毛传》讲法也属于古文派,跟马融、郑玄的古文说相同。

关于“下有茯苓 上有菟丝”之解

“下有茯苓,上有菟丝。”在很多文献中多有此说:菟丝之名,源与茯苓有关。如《史记·龟策列传》曰:“上有伏灵,上有兔丝。”《抱朴子》曰:“菟丝之草,下有伏兔之根,无此兔在下则丝不得生于上。”“伏灵”“伏兔”均为茯苓的别称。菟丝之草,纤细如丝,“下有伏兔”,故名兔丝(后为菟丝)。但实地考察情况,茯苓上并无菟丝寄生。现代植物学告诉我们:菟丝多寄生在山地河谷、河岸之豆科、菊科、藜科、马鞭草科等草本或灌木丛等植物之上。而松科植物不可能作为菟丝子的寄主。那么“获苓”之说又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