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产业空间分布--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

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技术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会对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引入技术溢出和环境污染的本地与跨界效应,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原汁原味”地发展,不仅可以验证其结论,而且也可以得到新的研究结论: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集聚力,本地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强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分散力;“技术溢出向心力”与“环境污染离心力”的综合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当“技术溢出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对称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缩小,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扩大,反之则反是;不仅“原始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黑洞状态”(“中心—外围结构”是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是一种常态,而且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对称结构”也可能成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可能的,应通过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溢出、加强地区间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等路径,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的新机制,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流量垄断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数据要素的本质是市场供需信号,流量是数字空间内交易机会的表现形态,数据要素的极大丰富放大了注意力资源的相对稀缺,引发平台资本的流量垄断问题,即数字空间内交易机会的垄断性分配。平台作为流通组织分享而非创造剩余价值,这种分享围绕流量分配行为,以平台间“中心—外围”的剥削体系为表现形式,随着中心不断向外围输出流量以控制市场供需信号的传递并超额分配经济利益,必将在时空范畴内割裂统一大市场。对此,应谨防单一生态系统在通讯、支付和物流三大领域形成结构性闭环,并区分结构性平台和联系性平台进行分类监管。国家还可通过建设“平台政府”,作为潜在竞争者适当介入市场竞争,保障数字市场的均衡开放。

中国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变迁研究

大城市的企业是否支付更高的工资,历来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产生的外部性发生着动态变化。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借助中国人口普查分区县数据,系统估计了2000—2009年间城市规模带来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工资溢价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的大城市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但工资溢价从2000年到2009年呈下降趋势,这一结论在控制了企业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企业的选择效应以及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工资之间反向因果关系后仍然成立;(2)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呈现从西到东逐渐递减的特征,再次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发展滞后和户籍制度掣肘等问题;(3)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不断下降的两个渠道可能是:城市规模对本市、周边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断下降和大城市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逐渐变慢。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金融脆弱性——以两次金融危机中的韩国为例

1997年和2008年,韩国两次遭遇严重的金融动荡,且韩国经济在这两次金融动荡中的演进轨迹具有颇多相似之处。这说明外生的结构性因素在制约着韩国宏观经济的变迁。其实,这个外生结构性因素,就是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韩国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半外围区"的位置,正是韩国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所在。从"中心—外围"结构的视角分析韩国的金融脆弱性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半外围区"金融运作的普遍特点。而分析韩国的金融脆弱性,对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新疆区域经济分异规律实证研究

在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弗里德曼“核心 -边缘”结构模型 ,将新疆划分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 。

基于客运联系特征的中国城镇空间演变态势

空间运输联系反映地理单元间的经济联系,与城镇化进程和区域发展格局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省内客运联系增长速度显著快于省际,省域客运联系呈现内聚化态势;从各区域变化幅度看,内聚化态势围绕三大核心城市群由内而外逐步加强,并呈现较大的南北差异。省际客运联系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从发展态势看,沿海城市群的极化效应进一步凸显,中西部区域区内联系加强态势初步显现。研究显示:现状城镇空间不平衡特征仍较为突出,尤其南北分化问题凸显;未来城镇空间布局需突出沿海城镇空间的再平衡、促进中西部城镇空间的多中心集聚和加强南北区域协作。

Synthesis of spiro-cyclopropane derivatives containing multiple chiral centers

Tandem asymmetric double Michael addition/internal 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 of the novel chiral source, 5-(l-menthyloxy)-3-bromo-2(5H)-furanone with nucleophilic alcohol compounds has been investigated. The tandem asymmetric reaction can afford four new stereogenic centers with one reaction and give optically pure spiro-cyclopropane derivatives 5a--5d which are difficult to obtain by routine methods. The synthetic method for 5a--5d was studied in detail and the new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analytical data and spectroscopic data, such as [α]^(20),IR,~1H NMR,^(13)C NMR, MS and elementary analysis. The absolute configuration of the sprio [5-l-menthyloxy-3-bromo butyrolactocyclopropane-3″, 3′(4′-methyloxy-5′-menthyloxybutyrolactone)] (5a) was established by X-ray crystallography. The work can provide important synthetic strategy in synthesis of some new optically active spiro-cyclopropane analogues and some biologically active molecules with complex structure.

我国王朝疆域结构特征下边疆治理模型构建探析

我国王朝国家时期的疆域结构特征是在传统国家形态下呈现的。在这种国家疆域形态下,明显的区块差异性与发展道路多样性,造成了疆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的形成,并且赋予了边缘区“边”“少”“异”“移”“稳”的独特文化属性。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作用下,构建了相应的“价值向—政治目标—机制构建”边疆治理模型,对王朝国家实现政治安全、族群和谐、边疆稳定及疆域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山西大同市地域开发研究

在综合分析大同市地域结构现状、地域结构水平的基础上 ,采用聚类定量、逻辑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构筑了大同市区域发展的中心—外围地域结构 ,指出大同市在“九五”到 2 0 10年期间里 ,生产力布局应该采取强化中心、层次推进、延展轴链、驱动叶面的“风轮式”发展战略 ,塑造“一心、两面、四条链”的总体格局。

淮北选煤厂耙式浓缩机改造实践

耙式浓缩机是选煤厂处理煤泥水、实现洗水闭路循环必不可少的设备,它的工作状况直接影响到选煤厂的正常生产。介绍耙式浓缩机在淮北选煤厂的多次改造方案、特点及应用效果。

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体系——以我国农产品市场为例

本文认为,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农产品市场理解成一种＂体系性＂的社会结构。其中国家权力机构构成了体系结构的中心;权力与资源的富集程度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从中心到边缘之间可能有多个层次。农产品市场作为一个体系可以体现在关系、制度和场域三种结构上。这种体系的概念在西方社会理论的脉络里,可以理解为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基础,尤其是要在政治组织之外寻找到社会组织的基础。体系概念不仅有社会理论的渊源,更有显明的政策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体系＂一词从一个几乎从不使用的提法,逐渐变成一个越来越常用的政策术语,这种文本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新型社会结构的突生。

超越西方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困境及突破

作为全球高等教育的趋势之一,国际化推动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需要警惕过度西方化的风险。包括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学生和学者的垂直流动、作为学术通用语的英语、国际组织的价值导向等因素,共同促使全球高等教育置身于欧美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同样存在西方化的隐忧,表现为模仿欧美模式培养人才、偏重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推崇引进海外人才以及刻板学习欧美大学治理模式。中国大学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必须超越单维度的“西方化”,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开创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模式。

数字革命、生产方式变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

数字技术的运用深刻改变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形成了由资本和信息作为“双纽带”的新型生产方式。基于唯物史观,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着生产方式朝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向发生变化,由此催生数字化生产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经济主体在生产中的相对地位以及产品分配关系。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化信息技术产业政策的必然要求。

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区域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以欧亚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心—边缘结构作为分析框架,试图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探讨苏联解体之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欧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俄罗斯位于结构的中心,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俄罗斯与其他欧亚国家关系在国际法层面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却是不对等、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历史形成的,逻辑起点是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维系这种结构(或者现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也构成俄罗斯周边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欧亚地区中心—边缘结构的存续,既取决于俄罗斯的决心、能力、资源与手腕,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与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力量之间的互动结果。

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及其变迁——一种复线史观的解读

信任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社会机制。与传统达尔文进化论史观不同,复线史观认为乡村社会信任结构的变迁来自于内核—边层历史逻辑的变革与承异,是边层内嵌与内核调整互动的建构结果。

城市群一体化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19大城市群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不仅提高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层次化水平,也促进了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城市群一体化通过分类选择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升级效应、区域分工效应促进外围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且外围城市主要依靠中心城市的带动而发展,其产业升级路径属于一种“依赖型”路径;城市群一体化的影响效应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产业结构距离越大的外围城市受到的政策效应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