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口号提出后,关于文学史的重写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长期缺席的现状,理应追溯至历史源头重新反思。我们不仅需要明晰从古代民族史观到多元民族史观的转变,更需要还原历史风貌、重建多民族文学史观,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将其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并发扬光大。只有在新型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才有望迎来中国文学史的新生,拓展多元共生的民族格局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利益的维护、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未来的发展都意义深远。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

文学史的叙述原则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修辞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史的主要叙述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史的叙述方法要努力贯彻主体性、关联性和审美性的原则。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可以采用以文学自身审美风貌的转移为基本依据、兼顾政治兴衰与朝代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及以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以文体演变为空间场景来展开文学作品审美阐释的写作体例。

园林眺望的经营位置与视觉特质

园林中的向外眺望是传统造园的重要环节,而关于眺望的景观视觉特征及眺望在园林布局中的角色等关键问题,尚未有充分研究。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将园林眺望置于现存园林与园林文学文献中加以分析解读。具体地,分析了园林眺望之求"远"的视觉特质以及"远"的审美意义;在童寯先生《江南园林志》中园林经营位置之定律的启示下,详细分析了不同园林类型中眺望之经营位置的不同特征,指出了城市地园林中将眺望置于园林深处的布局倾向;再从对此定律的解读中引出空间与景观转换的"变",并结合相关园林文献加以阐释。可以发现,园林眺望中隐含了"园林最深处、登高方眺远"的理想模式,同时这一理想模式交织于园林文学与营造现实之间,趋向于传统造园的一个符号。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完成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转化,此任务业已历史性地落在当代学人们的肩头。

在传统中破执--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从整体上呈现出破除传统执念的特征。其《诺顿中国文学选集》重新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某些历史分期,有助于重估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文学史的结构性破执。他在唐诗研究中,由于提出新的意义范畴,为理解唐诗的演变提供新的叙事框架,从而实现文学史在观念上的破执。最后,宇文所安在研究中兼顾感性体验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模式,突破了以往文学史叙事的单一性话语模式。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文学史著述中影响极大的一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它不仅在大陆被确定为"部颁教材",在台湾地区也是最为普及的一部。这部书在台湾学术界影响之大,下述两个事实是有力的说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台湾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往往潜在地包含着"影响的焦虑",即如何摆脱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史观",或者说核心的思路和体例。叶庆炳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个案。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突破现状时,一个时常采用的策略是向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发难,其中龚鹏程的发难颇具代表性,他明确否定了刘大杰的进化论"史观"和"以平民文学为优,谓贵族文学为僵化之作品"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地区的存在状况。

通览百年学术 著就一部新史——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丛书

黄霖主编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的主要价值首先表现在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就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同时体现在,这是一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个人学术见解的著作。该书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讨论并且值得提高之处。

双主体教学模式中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传统教学理念已经不能满足人才培育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培育创造型人才,就必须实施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互动教学模式。文章对双主体教学模式的动力进行探索,对传统学生观进行反思,探讨为更好地实施双主体互动教学,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途径,力图使师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培养有扎实知识、有鉴赏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

发展论的文学史观梳理与质疑

发展论是源自西方一般历史学的一个根本性文学史观念。建基于此,有两种文学史范式:历史主义的文学史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史。前者将文学史叙写为一个由低级而高级、由简单而复杂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后者将文学史演绎为一个关于文学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历史逻辑。两者皆放逐了文学的审美本体及其个性与丰富性,使文学史变成了一种苍白的文学知识谱系。要重写中国文学史,就必须首先走出发展论的文学史观,在回返中国历史文化原点中找到新的文学史观。

对中国近代文学上下限、分期的反思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历史学科,突出地反映在关于近代文学上下限与分期问题上。近代文学的上限依据近代史确定为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这一上限导致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近代文学研究范围不明确,为了实现文学史家的叙述目的,策略性地挪移作家位置,如龚自珍;二是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被割裂,如宋诗派、桐城派。近代文学的分期也是如此,目前的几种观点无不是近代史或依据社会思潮或历史大事件分期的翻版。作为文学史,放下自己的文学立场,把文学现象的选择、描述、解释作为贯彻其历史学科政治判断与价值取向的过程。有鉴于此,前人关于近代文学上限为"嘉道之际"的观点值得重提,近代文学的分期,依据文学演进的历程,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半个世纪为前期,光绪、宣统、民初半个世纪为后期。近代前期经世派、宋诗派和以梅曾亮、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得到完整展现;近代后期,一方面是传统文学的结穴,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学的萌生,二者的消长预示了文学的走向。

简论“文学的现代化”文学史观——从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开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遗留问题的现象解读引发了对现代文学研究一系列观念的追问。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视角进入,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突破僵滞的形态,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从"重写文学史"的困惑中突围。譬如对写实主义思潮科学主义的脉理把握,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价值选择的审视等等。

实证精神、进化观念与历史眼光——论胡适白话文学史观的科学主义向度

白话文学史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核心形态之一,真正架构这种文学史观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的非胡适莫属。正是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以实证、进化和历史眼光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真正成为白话文学史观的内在义理,进而促成中国传统的以"文章辨体"、"历代诗综"为主体的文史之学顺利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之学。因此,考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及其背后的科学主义向度,对于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早期的白话文学史观及其深层的复杂机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南北文学差异论

日本明治年间在欧洲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对之后日本学术界以及中国本土“中国文学史”纂述均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其中,中国南北文学差异论由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笹川种郎等提出,经久保天随、儿岛献吉郎等进一步深化与细化,至明治末年,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中国文学史观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文学史新“变”的三个视点

新时期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者在吸取前代和前期文学史写作得失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着对文学史的认识 ,以多元化的姿态不断丰富着文学史的存在。他们的进步值得肯定 ,而困惑之处也值得反思。要改变困惑的局面 ,须求新“变”。求变的因素很多 ,我们的视点有三个 :作者方法论上的更新 ,文学本位的回归 。

“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合法性

新文学提倡者以文学进化观为武器论证初生新诗的价值及合法性。有关新诗的最初的历史叙述包含在"中国文学史"框架内,文学史家从诗歌发展、进化与变革的角度阐发新诗价值、塑造新诗品格、建构新诗形态,这种阐发、塑造与建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范着新诗的发展道路以及后人对新诗的认知与言说。新旧对照式的文学史叙述透露出想象、建构新诗时无法摆脱旧诗审美规范的焦虑,以及希望新诗从旧诗中吸取有益资源发展、完善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新文学史”观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由新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的出版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史观

文学历史的叙述离不开文学史观的导引,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现却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而屡屡嬗变,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文章借助于程凯华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的解读,认为该史著提出的“中国新文学史”观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其书写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拓展和创建。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及教学的思考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标志性著作,受到学术界极高的赞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完备和值得补充的地方,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史"命名、关于"潜在写作"的定位和关于文本解读等,都有值得商榷和补充的必要。教师应该以"整体观"和文本细读作为学习的基础,兼容其他专著的优点和有代表性的论点,经过先"由厚到薄"再"从薄变厚"两个阶段,增加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学好"当代文学史"这门专业基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