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寇志》引用《水浒传》的内涵

鲁迅先生曾言《荡寇志》“摩前传之垒”,具体体现就是《荡寇志》在情节上多处引用《水浒传》。这种引用,绝非无意而为之,而是贯穿了俞万春的阶级观点:或表示对梁山好汉行事的嘲讽,或表达对投靠梁山的唾弃,或表达官兵将领的英勇。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论香港邵氏电影《荡寇志》对《水浒传》的人物重塑

香港著名导演张彻拍摄的电影《荡寇志》采用在节选原著的基础上加以虚构的改编方式,重点展现了小说《水浒传》"征讨方腊"一节中攻取杭州城的曲折情节。影片通过原著情节重构中的英雄形象彰显、水浒英雄阴暗面的影像淡化以及方腊一方形象的反面化塑造,不仅投射出一代武侠电影宗师张彻对于《水浒传》人物精神内涵的特殊理解及其在影像实践中一以贯之的"阳刚电影美学",亦体现出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电影对于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古典名著的独特影像诠释。

本事取自《荡寇志》的戏剧作品

从现存资料来看,本事取自《荡寇志》的戏剧作品共有三部。这三部作品通过对英雄传奇题材的剪接,创造出了一个"君明、臣忠、盗贼不起"的理想社会蓝图,也激活了梁山这群非主流的人物,展示出了他们仁义、善良的美德。在艺术上,它们都能表现出慷慨激昂、刚健深沉的审美价值追求;在本色的语言中,为观众塑造出了一群鲜活的巾帼英雄形象。

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的《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世纪之初至40年代为客观、辩证的评价时期,50至70年代为全面否定时期,80至90年代为相对理性的阐释时期。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曲折历程,展示了其与《水浒传》研究、与政治理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文对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成绩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蒋叔南和《雁荡山志》

蒋叔南作为民国时期知名的旅行家,为雁荡山的经营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维护古迹文物,改善交通条件,还邀请康有为等名流入山考察,着力扩大雁荡山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而且精心编印摄影集、地图、导游册,重修山志,竭尽全力,嘉惠各方。因而受到社会各界赞赏,被世人推崇。客观评价其历史贡献,整理出版《雁荡山志》,对于当今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的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罗知悌生平及《罗太无口授三法》考

罗知悌是宋末元初医家,也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老师。罗氏上承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之学,下启丹溪学派之先河,著有《心印绀珠》和《罗太无口授三法》两部医著,然前者业已亡佚,后者仅以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罗太无口授三法》分述中风、伤寒、暑病、瘟疫等内科杂病及妇人胎产前后诸疾证治,共五十六门、九十余证。每一病证按证、因、脉、药依次论述,简明切要。罗氏临证制方用药,灵活变通,习先贤之法,但不拘泥古方,言"遵仲景方法,然变态百端,不能悉举,仔细详之"。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荡寇志》研究综述

《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初至40年代肯定艺术、否定思想,50至70年代思想艺术全否定,80年代至今重视文本回归理性。从内容来看又可分为六个方面:一是分析《荡寇志》的思想性,二是揭示《荡寇志》的人物形象,三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荡寇志》,四是从接受史的角度研究,五是从续书的角度研究《荡寇志》,六是讨论《荡寇志》的现代性。但迄今对《荡寇志》的研究仍存在着深度不够的问题,这影响到了对《荡寇志》的公允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荡寇志》应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彭孙贻与《流寇志》《平寇志》——兼论异文的边界问题

《流寇志》与《平寇志》虽内容与书名均非常相似,但实际应当是不同作者编著的两种书籍。《流寇志》的作者是彭孙贻无疑,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平寇志》可能是由"管葛山人"据《流寇志》删改而成,完全跨越了异文的边界。古籍文献在流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传抄错误和被人篡改的情形,彭孙贻所著《流寇志》正好能说明这两种状况。

辛亥“变产救国之议”探析

1911年,加拿大致公堂向银行抵押堂产取现,以应国内起义急需,贡献很大。当年是谁提出"变产救国之议",司徒美堂和冯自由两位辛亥老人发表不同主张。文章对这两种不同主张的论据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证分析,认为"变产救国之议"由冯自由提出的可信度大,并指出因为口述都是个体性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口述者本人认识上的局限。任何当事人的回忆都难免会有无意识的失忆或者误记。为了追求历史真实,后人对当事人的口述历史,需要博采周资,查证求实。

清中后期社会历史文化心态的展现——以小说《荡寇志》为例

《荡寇志》是清中后期保守士人面对西潮涌入、传统文化失落的集体性情感反应的产物,小说作者俞万春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担负起了文化卫道的使命。但残酷的现实却撕碎了他加强君权、帝制,肃清内乱来重振国威的卫道美梦,小说《荡寇志》便展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变革思潮下的社会历史文化心态。

宕江摄知庄章组字演变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宕江摄知庄章组字演变轨迹的勾勒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庄组三等韵字与知章组三等韵字的演变路径是否一致;二是宕开三庄、江开二知庄组阳声韵字读为合口呼的原因;三是宕开三庄、江开二知庄组字的声母读同唇齿音pf组的原因;四是现代汉语方言各大方言区的舒促发展是否平衡。传统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相互印证是探究这几个问题的重要途径。

基于用户网络关注的古镇旅游开发浅议——以荡口古镇为例

江南古镇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受旅游者喜爱。在众多江南古镇中,周庄、同里、甪直、乌镇等作为古镇开发的排头兵已经走在了前列,也深受旅游者喜欢。而像荡口古镇一样,作为资源价值并非顶尖、开发时间比较晚的古镇如何在古镇旅游中脱颖而出,吸引旅游者是需要旅游开发人员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古镇旅游的吸引力因素分析,以荡口古镇网络用户关注为切入点,分析古镇旅游开发的对策。

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造看《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

与《水浒传》立意相反的《荡寇志》,历来被认为是一部反动作品。本文从分析陈希真人物形象入手 ,探讨《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儒道互补 ,并进一步探求其写作动因 ,力求客观。

北魏静轮天宫研究——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北魏静轮天宫为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标志性建筑,是寇谦之新的成仙理论的具体实施。它是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神仙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柏梁之流的建筑理念加以创制而成的。而太武帝灭佛,则与魏太子拓跋晃奏停建造静轮宫有最直接的联系。

此儒家非彼儒家——《水浒传》和《荡寇志》文化价值取向之比较

对《水浒传》的续书———《荡寇志》,人们往往从政治或道德等角度出发加以评判,这就难免有些简单化。本文从文化价值取向这个视角观照《水浒传》和《荡寇志》,发现《水浒传》体现了原始儒家思想,《荡寇志》则体现了官方儒家思想。最后从三方面考察造成两书文化价值取向之不同的原因。

从武器革新与道教信仰的矛盾看《荡寇志》的预言性

俞万春在《荡寇志》中表现了对武器革新、机械科技的爱好。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经过改良和新发明的武器、机械,这些武器的制造者集中在洋人白瓦尔罕和刘慧娘两人身上。文中洋人处处输于刘慧娘,这表明当时士大夫的内心深处认为中国本土文化远胜于洋人的先进技术。俞万春的这种思想是对魏源“师夷之长以制之”的回应。作为道士而又思想保守的俞万春偏偏喜欢研究发明新武器,这种矛盾正体现了晚清这个特殊时代里传统与西洋话语碰撞,多种文化并存却不能融合的景况。

从《荡寇志》看俞万春的精神世界

《荡寇志》一书视野狭窄,对于当时官僚整体的腐朽毫无反思,作品以杀人为乐,并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归诿于下层人民,因此刻意歪曲了正常的叙事逻辑,导致作品前后不能自洽,反映了作者俞万春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的缺失,折射出当时社会精英群体共同的认知困境。

阜阳汉墓木牍古书章题“当今之内”“不观内岸”新考——兼议《孔子家语》“当今之君”“不观高崖”相关问题

据学界研究,阜阳汉墓一号木牍存有“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时”“子曰不观高岸”两个章题。通过字形辨正,通过与《孔子家语》《说苑》所记载的孔子言辞的比较,发现这两个章题应作“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内”“子曰不观内岸”。“当今之内”的“内”并有“房室”“朝廷”之义;“内岸”即“汭岸”,指河流弯曲处的侵蚀岸、大小河流交汇处大河的受水岸。以上发现对研究孔子的著述在西汉的流传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