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磨合”:论丁玲“左转”时期的文学实验与文化纠葛

丁玲“左转”时期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与文学实验在文化层面上呈现出复杂纠葛与动态“磨合”的历史症候性。以《一天》《田家冲》《水》等小说为代表,丁玲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显出一种“黏质的惰性”,这不仅与丁玲的文学个性有关,更关涉革命文学的写作伦理本身。对此,丁玲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自觉调配其话语方式与语言资源以试图匹配其文学追求,并实现对自身驳杂“文化底色”的“超克”,但却不可避免地烙上其多元的文化“印记”,甚至在不断“试错”中陷入了概念化与粗鄙化的“歧途”。“深入生活”的文艺理念不仅为丁玲在延安的创作困境寻找到了破局之道,也让其逐渐过渡到“正统”的创作模式,即更多地在广大群众中收集、汲取创作材料与语言资源,从而摆脱文化人“个体户”式的文化想象与文学生产,并创构出一个休戚相关且又异质磨折的“文化共同体”。

转型时期的丁玲:“二重的生活”及其悲剧命运

丁玲是20世纪中国知识人投身革命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而其最终被革命吞噬的历史命运无疑也更具有反思的价值和意义。考察丁玲的一生,可以发现,其自身先天的个人因素与革命所要求的纯粹性、组织性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也即在她那里始终存在着革命要求与个性表现不一致的"二重的生活",这也是导致她历史命运的根本症结所在。在1949年前后历史转型期的背景下,丁玲集中演绎了这样一对矛盾共生体,从而也为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论丁玲小说中女性觉醒的三个层次

丁玲是一个为女性的解放而呐喊和狂奔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特别是前期)始终响彻着女性觉醒而反叛世俗的主旋律。她塑造了一批觉醒的女性形象,她们所经历的自我意识、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三个层次的觉醒,诠释了中国女性现代性觉醒的内涵。

《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

本文通过对材料的充分占有,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还原性地分析了晚年丁玲写作《杜晚香》的内在动机,揭示了她借文学来解决"历史问题"、实现政治诉求的苦衷,廓清了对丁玲写作此文的动机的误解,有助于人们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丁玲的艰难境遇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复杂心态。

大文学视野下的党员作家丁玲

评价丁玲及其成就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狭小视野,对这样一个“现象级”人物应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视野予以研究和评价。丁玲一直是将精神追求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追求最大限度精神上自我实现的人,加入党的事业使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丁玲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给这些作品带来不同于他人的思想蕴含、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中共党员”这一身份对丁玲的人生与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应从丁玲的党性与政治信仰、从她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来解释其晚年言行。靠近政治给丁玲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曲折和磨难,极“左”路线使她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但另一方面磨难与底层体验也成全了她,给她的作品带来独有的内蕴和意味。

“女性民俗”视野中的丁玲土改题材小说

以民俗学分支——"女性民俗"作为研究视角,剖析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叙述革命、政治的同时,也较为充分地描述了河北的民俗事象,反映了河北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河北民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塑造了以黑妮、董桂花、周月英为代表的诸多农村女性,这些形象分别折射了不同的民众精神禀赋,她们的婚姻家庭展现了一定的民俗生活相。

北大荒体验和丁玲晚年的“左”

严酷的北大荒体验于丁玲的身心均是一种伤害和摧残。丁玲复出后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丁玲一直没有改变其左翼的革命立场,一方面拒绝"苦难"叙述,一方面并不否弃文学的政治性诉求。在与时代话语的偏差之中,投射出丁玲晚年的"左倾"身份与形象。透过历史话语的迷雾,我们可以探测到丁玲对革命性诉求的坚守,包含着不同寻常的生命付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意蕴,也蕴含着需要我们去把握的一种人性可能。

丁玲生平及其创作历程

纵观丁玲一生，极其有代表性地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一代中国女性由黑暗走向光明，由为个人争自由走向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同时，“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也都留下了这位优秀的女作家艰苦奋斗的足迹。观照其一生，可看到其作为一个伟大的女作家不平凡的生活和创作足迹，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丁玲晚年创作心态及其文本价值新探

过去的教训和“文革”后的处境,使丁玲晚年的创作心态变得复杂而又矛盾。矛盾的创作心态使丁玲晚年的作品呈现了外在表现和内在价值不一致的现象。其作品外在表现为政治性的面目,内在价值却表现为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执着关注和对封建专制主义、宗派主义的强烈反抗。

“晚年丁玲”与马恩著作

本文以丁玲晚年的思想存在状态和精神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对于马恩著作的热衷以及近乎痴情的学习,揭示其学习的用意是为了重装自己的精神大脑,最终抵达对自己人生的彻底反思和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李美皆的B面——评《晚年丁玲形象研究》

李美皆的文学评论,以明快而锐利见长,她似乎不屑于引经据典。而她的学术著作《丁玲晚年形象研究》,则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旁征博引,占有资料宏富,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丁玲晚年,面相十分复杂,李美皆做出了清晰的勾勒。作为女性学者,李美皆怀着“理解之同情”走进丁玲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去揣摩、描述丁玲的心路历程。她为丁玲辩诬,也毫不讳言丁玲的种种局限性。李美皆保持着一贯的清明和理性,她以理性还世界以清明。丁玲个案研究,却具有普遍意义,透视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共相。

从莎菲到杜晚香——看丁玲女性人生的探索

通过对莎菲、贞贞、陆萍、杜晚香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分析,探讨丁玲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对女性人生的独特体认。

隐世与入世——张爱玲与丁玲创作生涯比较

张爱玲和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两位女作家,两人的生活背景和早期经历有着诸多近似之处,也都有着张扬而执著的个性,但两人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极大差异。张爱玲"隐世"的人生态度和丁玲意欲"入世"的姿态是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

从莎菲到杜晚香——看丁玲女性人生的探索

通过对莎菲、贞贞、陆萍、杜晚香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分析 ,探讨丁玲从 2 0世纪 2

晚年丁玲办《中国》与新时期文学

创办《中国》是晚年丁玲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办刊的种种艰难以及与作协党组的紧张关系,折射出她在新时期文学的“边缘”位置。晚年丁玲的“边缘”位置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先锋”姿态,她企图在新时期恢复延安文学传统,但最后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她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城市空间与女性写作

作家创作除去内在心理结构机制的影响,外部环境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鲁迅曾揭露邻里间的噪音严重影响知识分子的创作和思考。丁玲日记体小说同样传递出女主人公对都市噪音的无奈和厌烦,这些城市噪音无时无刻不在打断写作者的思路,不得不说城市噪音也是女性写作者彷徨苦闷的催化剂。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对生与死主题的诠释

丁玲的早期创作从知识女性爱情、归宿和死亡选择三个方面对生与死两大主题进行了独特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