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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人群HIV感染者原穴红外特异性研究

目的探讨男男性行为(MSM)人群HIV感染者原穴的红外特异性,为中医治疗HIV感染提供临床依据。方法观察组为感染HIV的MSM受试者42例,健康对照组为排除HIV感染的健康志愿者25例。采用医用红外热成像仪,对受试者四肢远端的十二经原穴部位进行拍摄并提取温度数据,以穴位相对红外温度为指标,进行组间非参数检验。结果①未治疗组左侧京骨穴与双侧太溪穴相对红外温度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健康对照组与治疗组组间对比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从原穴与十二经脉和五载六腑的特殊关系而言,依据足太阳经别循行"别入肛中"的经络理论和中医学"肾开窍于前后二阴"的脏腑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研究现象。②治疗组双侧太白穴相对红外温度高于未治疗组(P<0.05);其余各穴位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HIV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是导致其病理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抗病毒治疗后免疫功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本次试验观察到的的脾经原穴抗病毒治疗后温度明显回升的现象,与目前有关中医脾的功能与人体免疫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吻合。结论MSM人群艾滋病期患者十二原穴中,膀胱经、肾经与脾经原穴(京骨、太溪、太白)的红外温度具有反映病症的效应,这种多个脏腑经络相关原穴的联合效应,符合HIV感染者发病规律。体现了十二原穴反映病症效应及相关理论的科学性。

论李东垣脾胃学术思想在无症状HIV感染期防治中的作用

分析李东垣脾胃学术思想,认为通过调理脾胃可增强元气、提高免疫、延缓疾病进展,从而在防治无症状H IV感染期发挥作用。

元阳县新报告HIV／AIDS病例数剧增原因的研究

目的分析元阳县两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数剧增的原因,为采取有效的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应用Microsoft Excel 2007、SPSS 17.0统计软件对元阳县近两年HIV/AIDS疫情数据与往年对比分析,并对元阳县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及VCT服务进行逐层分析。结果元阳县2014年、2015年新报告的HIV/AIDS病例数763例,较2013年明显增加;2014年、2015年检测量增加而HIV阳性检出率下降;主要样本来源中自愿咨询检测(VCT)检出的绝对值及阳性率增加;VCT中HIV阳性检出率为40.78%,而临床可疑转介的病例HIV阳性检出率为95.60%;异性性传播为主要感染途径,在异性传播中有商业、非婚异性性行为史,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病例在增加。结论医疗机构可疑病例转介增加,有商业、非婚异性性行为史,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病例增加是造成元阳县近两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数显著增加的原因。

“艾毒伤元”假说与艾滋病中医发病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艾滋病主要的中医病因病机。方法:结合"十五""十一五"期间科研成果,提出"艾毒伤元"假说,并运用文献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流行病学调查(现况)研究、临床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等方法进行验证,并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明确了"艾毒伤元"的科学内涵。结论:通过对艾滋病中医病因病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新发重大疾病的中医病因病机学说研究提供思路与方法,促进中医学理论创新与发展。

论《周礼》“原蚕”之禁及其建构——以“伤马说”为中心

"原蚕"最早见于《周礼》"禁原蚕"语,可能为二化性、多化性蚕抑或它们的通称。两汉以后逐渐固化为"一年再收"之二化性蚕,东汉政府还曾颁布"民作原蚕,罚金二两"的法令。而东汉郑玄则完成了《周礼》"原蚕"概念的"经典化"。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禁原蚕者为伤马与"的推断也逐渐被建构成"定说"。但在原蚕饲养实践中,事实上早已突破了"禁原蚕"的思想束缚,形成了"经典"与"现实"间的分立与冲突。宋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及南方蚕业的发展需要,人们对其展开了质疑与批判,并部分转向"残桑说",但这仍未突破《周礼》"禁原蚕"思想的藩篱。虽然"禁原蚕"思想对中国古代二化性蚕和"多辈蚕"实际生产的影响有限,但却深刻阻滞了蚕业生产领域的"知识创新",并进而影响到蚕业的进一步发展。

鲁迅的怨恨情结

适当引入舍勒在价值现象学方法描述下做出的怨恨分析对鲁迅个人经历及文本中的怨恨情结进行探源梳理,可以认为鲁迅的怨恨跟他生命经验中的“创伤记忆”、自我牺牲者的角色定位及弱势边缘身份的处境意识有关。这种将怨恨可区分为“哀怨”与“愤怨”两种不同表现,鲁迅面对不同对象时其怨恨心态也是复杂变化的。

培元通滞法在艾滋病中的应用

根据艾滋病具有传染性,潜伏期长,易出现免疫系统缺陷和机会性感染,病机概括为虚气(元气亏虚)留滞(气滞痰阻血瘀毒聚),提出培元通滞的治疗原则。从气血阴阳脏腑亏损之别,气滞血瘀痰阻毒聚之异,分别阐述了培元以补气为先、固本以脾肾为要,疏肝理气、健脾化痰、活血通络、解毒疗损的临床应用思路和方法。强调治疗本病,培元不忘理气活血、化痰解毒;解毒通滞不忘培补气血、调理阴阳,辨证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