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

黄侃古本音说认为,声母与韵母的洪细是相和谐的,上古音最初声母和韵母都是洪音,中古音的细音,是最初的上古音变化的结果。古今声音的变化,声母变则韵母也跟着变;韵母变就说明声母已经变,声母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声母后头i介音的产生。这是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综合考察大量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现象,并继承清代古音研究精华而提出的。一些用现当代古音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支持声韵相挟而变理论。这个理论启发我们对古今音变发生"条件"的通行说法提出怀疑。古今音变"条件"可以有新的解释。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黄侃“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

黄侃一生治学严谨,提出了一系列治学原则,其中以"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的主张最具代表性。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创新的一种治学方法论,以"独殊"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以"不雷同"为学术创新的一条标准,阐述了学者进行学术创新必备的四种学术气质。黄侃对这个治学原则的具体实践及其再认识的衍化轨迹是:从提出"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以"发现新材料"并不等同于学术创新为理由否定"发现之法",到认识"发现"研究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的"发明"研究,再到归纳出"发见(现)一、推明二"的"治学六道",认同"发现"与"发明"同样具有创新功能。这一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在于: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与超越性,又反映出执着于国学研究与传承的学者所具有的一种文化自我更新能力。

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不保守——论章炳麟黄侃国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章炳鳞(太炎)、黄侃(季刚)是20世纪初期“国故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西化”浪潮冲击中国民族文化走向极端,传统文化几被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提倡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并为此整理典籍、施行国学教育,为新世纪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继承型人才。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提倡国故之所为,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国学研究和教育中高度的历史使命意识、敢于反潮流的独立思想和难能可贵的严谨学风,这对我们今天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有深刻的借鉴作用的。

黄侃《诗品讲疏》探原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纂的《诗品讲疏》是现代《诗品》研究史上的一部知名之作,但学界对其整体内容和相关情况却知之甚少,迄今只能追溯到《文心雕龙札记》中所征引的个别片段。黄侃早年还发表过一篇《诗品笺》,在其身后所刊著述中并未收入,在诸多相关书录、年谱中也从未提及。通过覆核,可知其内容非常接近《诗品讲疏》的原貌,借此可以考察黄侃在研究《诗品》过程中的师承渊源、撰述宗旨、研究视角、个人趣味和教学方法等相关问题。黄侃原有笺疏《诗品》全书的计划,后因悔其少作及兴趣转移等原因而未能最终实现。即便如此,《诗品笺》仍然集中展现了黄侃在《诗品》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通俗编》黄侃评语“正字”辨

《通俗编》黄侃评语中有许多＂正字＂术语。对＂正字＂内容作疏证,分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内容,对于深入理解文字的形音义关系以及黄侃的语言学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作用。

从黄永镇的古韵29部表看黄侃派学者对《广韵》离析的贡献

黄侃派古音研究者提出的上古韵分28或29部,其每部之内均列有所辖《广韵》韵部及离析表,这是继承清人和该派学者自身研究后提出的成果,是上古音构拟和研究上古至中古语音演变的重要依据。黄永镇1934年著《古韵学源流》一书,系统总结和展示了黄侃派学者古韵28部或29部说的离析成果,是当代汉语上古音研究的重要基础,应加以继承和研究。

从骈散之争到新旧之辨:新文化运动与黄侃文学思想的演进

黄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虽然经常为人所提及,但其中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并未因此得到揭示。1917年以前,黄侃原本在与姚永朴等桐城派人物争骈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渐渐消除了他与桐城派的矛盾而使他将关注点转移至新旧之辨。黄侃的名著《文心雕龙札记》的出版远不止是与桐城派争论的产物,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其实针对的是新旧文学问题。此书与他的日记、书信等一起,以一种“潜对话”的方式,对被视为新文学理论奠基石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诸如摹古与进化、用典与才华、雅言与俗语等几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阻遏黄侃,而且从反面让他跳出了与桐城派争骈散的狭小圈子,使他突破了新旧二元对立的狭隘格局,朝向了对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深远思考。

读《黄侃日记》

用第一手资料《黄侃日记》 ,结合有关文献 ,从律己、尊师、敬友、爱生四个方面 ,展现黄侃的学术风貌。黄侃与章炳麟的关系 ,论者多 ,本文稍简 ;黄侃与刘师培、陈汉章、范文澜之关系 ,论者少 ,本文较详。

论黄侃先生《说文》学研究的成就

以“根柢”说阐述《说文》之价值,以声音推求《说文》之本字,以“笔势”、“笔意”说研究《说文》中字之本义,以“孳乳”、“变易”说系联《说文》中之同源词,以《说文》来探寻方言之本字、考证古音,以系统论阐述研究《说文》之方法,构成了黄侃先生在《说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

古本纽和古本韵是黄侃古音学的基石。本文正面阐述黄侃以代表字的切上字推求古本纽从黄侃所举本声本韵、本声变韵、变声变韵三类代表字概括出推理逻辑式，即从个别到一般，进而在一般意义的逻辑法式上看出黄侃在“求解古本纽”本题时并没有涉及古本韵问题，只是代表字的选择和分类才把韵部作为参照，而这是找代表字，不是找古本纽。从大量的审音表目材料看，也可说黄侃古本纽从中古声类音系系统内部审得，更能表明求古本组与古本韵无关。黄侃把中古开合口一等、四等韵作为上古本韵的选择对象，按此标准在黄侃求证古本韵时列出的作业表：钱玄同《韵摄表》上作业，准确率分别达９７．１％和９１．１％。求古本韵与古本纽无关。以一等韵和四等韵为上古本韵，合乎现代音系学原理。黄侃还中经钱玄同受到高本汉的间接影响。黄侃并没有用循环论证。

略论黄侃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成就

黄侃是20世纪初期"国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民族文化被"西化"浪潮冲击得走向极端、传统文化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他坚守"国学"阵地,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提倡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位体定势”论

黄侃作《文心雕龙札记》,依傍《文心雕龙》原义,对"位体定势"之术进行了深掘,虽囿于个别篇章而未成体系,但其对"体"与"势"的具体阐释,已颇具灼见:论"文之体",以"大体合六义"而言明写作有一定之规;以"八体并陈"言明风格作为一种文坛现象并陈,并无轻重高下之分;论"文之势",辨析了"势即法度",举"文有三势",从"体势相须"的角度而释"文无定势"。可以说,黄氏从"体""势"方面研究《文心雕龙》在当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现代龙学探究"体"与"势",都无法忽略黄氏的观点而立言。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

训诂学理论及实践:黄侃与杨树达

黄侃和杨树达作为近代语言学转型时期的见证者和实践者,其训诂学既有体现他们时代背景的略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从广义训诂学的角度,比较黄、杨二氏在训诂学体系、汉字形义理论、形音义关系、声训研究、新训诂学、方言研究、《说文》之学等七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黄侃的“古今字”和“后出字”

本文以《说文同文》《字通》为主要语料,从表述用语出发,探讨黄侃先生“古今字”和“后出字”的观念及其异同,指出黄侃的“古今字”属于“用字”派,跟汉唐学者的认识-致;而黄侃的“后出字”则着眼于字词的产生时代和渊源关系,既不等于“古今字”,也不等于“分别文”.这些概念并非矛盾,所以同-字组根据需要可以同时用这些术语来指称说明.

黄侃训诂学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之比较

黄侃训诂学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具有相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各自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又具有相当的历史地位,因此二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黄侃在自己全面而精深的训诂实践的基础上,使训诂学最终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研究一切"用语言解释语言"活动的特点、规律的独立学科;施莱尔马赫则在充分研究《圣经》和以柏拉图著作为代表的古典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研究一切理解、解释古典作品的解释学体系。因此,二者在东西方解释理论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地位。由于历史渊源不同,黄侃训诂学和施莱尔马赫解释学在解释目标、发展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有鉴于此,主动吸收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西方解释学理论的合理因素,对于当今的训诂学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