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曲《秦王破阵乐》研究

《秦王破阵乐》是我国唐代最为著名的大曲之一,曾被学者们誉为是唐代出现的第一首大曲乃至第一大曲,也被视为是后世传统大套琵琶武曲之第一曲。比对研究日本《三五要录》谱所载的两首与日本《五弦谱》所载的一首,可以证实它们的确是同一首乐曲。但在四弦四相琵琶与五弦琵琶上,因定弦等的不同致使于旋律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差异,尤其是在曲式结构方面的异同,是比对不易的主要原因。只有准确再现原曲真貌,才能为现今的再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破阵乐》在唐代宫廷的兴衰及其音乐史价值

《破阵乐》起源于初唐军营,太宗朝是其表演的鼎盛期,此后逐渐衰弱,具体表现为:作为独立大型歌舞被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地被压缩或被吸收进其它乐曲中表演;作为郊庙祭祀的雅乐和朝臣宴会的燕乐等仪式音乐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娱乐性的俗乐来对待。在太宗朝,各种社会政治功能不断地叠加其身致其兴盛,后又随政治功能逐渐脱落而衰落。终唐一代,它由民间进入宫廷最后又退回到民间,虽然经历了仪式性和娱乐性的此消彼涨,其本身却一直没有消失,这得益于它内在的审美特质。由《破阵乐》在唐代宫廷的兴衰可知,雅、俗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可以自由转换;令音乐作品保持生命力的绝非人为外加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是它自身的审美特质。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互为区别的传统地域文化。不同的区域经济水平和特色孕育出不同水平和特色的传统地域文化,同时,传统地域文化又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总是体现出受不同类型地域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地域文化也是生产力,表现在文化应用水平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地域文化是明天的区域经济;地域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发挥文化的力量,建设地域“文化经济”。

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朝鲜世宗时的“蒙学”所习“帖儿月真”为八思巴字 ;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八思巴文有关。《蒙语老乞大》是朝鲜司译院“蒙学”部所用教习蒙古语的教科书之一。至中宗时期 ,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

《破阵乐》与唐诗刍论

《破阵乐》是唐太宗制礼作乐的丰硕成果之一。以《破阵乐》为具体个案,追寻它在唐诗中留下的痕迹,分析《破阵乐》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和题材之一在唐诗中的直接表现、其内在崇武精神和尊儒传统对贞观及以后诗坛影响的间接表现,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礼乐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相关性。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以《牧誓》难题、文王舞阵之谜的破译为突破口,结合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有关成果,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论“七律”语的细致解读,澄清了“牧野阵法”、“文王舞阵”、《武》乐三者相互关联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意味;《武》乐之舞容、曲调也相应得到了具体落实。

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

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活动,但与其说其本质是一场文学运动,不如将之界定为政治运动。对新乐府运动性质的颠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其宗旨、功用、创作规范三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均应建立于唱和这种形式之上。

泼寒胡戏被禁原因新探

泼寒胡戏是北朝后期由西域传入中土的大型游戏活动,至唐武后、中宗朝臻于极盛,于玄宗即位初遭禁绝。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泼寒胡戏流行于胡汉关系相对融洽的初唐时期,至玄宗即位初,胡汉关系已逐步遭到破坏;其次,玄宗宠臣张说思想的变化对泼寒胡戏的禁绝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最后,玄宗禁绝泼寒胡戏表明其恢复关陇本位政策,重新经营西北边防的决心。

藏医药古籍《月王药诊》中药用种子植物特征分析

目的:《月王药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医药学古典名著,但关于该著作中的药用植物特征研究不多,旨在系统研究该古籍中的药用种子植物特征。方法:采用文献整理和数据挖掘比对方法对《月王药诊》中的药用种子植物进行研究。结果:整理统计出《月王药诊》中种子药用物88科,212属,311种,其分别占西藏植物总科数、总属数、总种数的51.60%、19.00%和5.90%;占青海植物总科数、总属数、总种数的90.70%、35.00%和13.30%。在生活型上,草本类最多,有218种,占药用植物总数的70.00%;属区系组成以北温带分布类型较多,共有59属,占总属数的27.96%,其他类型均占相应比例,且在分布类型上和西藏以及青海属的分布类型和比例有较高的相似性。结论:《月王药诊》中记载的药用种子植物在植物种类和生活型上有较好的多样性,在属的分布特征上呈现多样化,以北温带分布类型稍占优势,整体分布类型与西藏和青海的相似程度高。

白居易新乐府诗面面观

为了贯彻“新乐府”诗歌“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提出了“美刺兴比”的创作主张。但因为写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讽谏”,他必然过多强调“愿得天子知”、“时得至尊闻”的一面,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帝心恻隐知人弊”上,渴望用“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的模式,来解救天下人的苦难。这种对最高统治者的依赖,暴露出诗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的讽喻诗“意激而言质”,违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观,乃是有意为之,是追求、创造一种更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诗体,以再现客观生活本身为根本目的。

《儒林外史》中《诗经》解读的文化意义和叙事功能

吴敬梓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诗经》研究专家。他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得意部分融入《儒林外史》,与同时代的《野叟曝言》之类"以小说见才学者"不一样。后者的目的在于借小说展示学问,吴敬梓则别有深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大谈他关于《女曰鸡鸣》的研究心得,目的不是炫耀自己的学问。他其实是从说《诗》入手,表达他对隐士品格的推崇,为描写两对无意于"功名富贵"的夫妇寻找经典的依据,唤起读者对他们的敬慕之感。吴敬梓把自己的《诗经》研究心得放进小说,不仅是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评价人物的方式,还有助于传达作者的文化理想和道义理念。

苏轼《东坡乐府》版本考略

苏轼词集《东坡乐府》在其生前就曾有编刻,南宋有多种版本,后多佚失不传。宋元时期多以单刻形式流传,收录苏词虽不多但仍保留原貌。傅幹、孙镇、顾禧等多人注释过苏词,仅傅幹《注坡词》十二卷以钞本存留下来。明人编刻《东坡乐府》多与全集本混编。茅维、焦竑、毛晋等人辑佚苏词不注重甄别,赝品时有混入,导致版本出现混乱状态。明人对苏词题序、题名等进行篡改与调整,破坏了苏词的完整性,给后世编集苏词带来困难。清代编刻、注释苏词数量较少,反映出苏词地位的下降趋势。当代对《东坡乐府》的整理取得了新的成绩,苏词的编集与注释质量方面都有所提升。

变而不移:金代乐论思想探析——兼及金乐论与宋乐论之关系

金人的音乐建构及礼乐倾向是中国古代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音乐制度及用乐实践而言,立国之初便进行大肆的文化移植,礼乐制度成熟之后则努力掩盖宋之影响并凸显民族音乐的主体地位;就金朝乐论而言,金人则更多以乐表现真情实感,重视乐之"兴",在美学层面尚"淡"求"真"。宋、金乐论思想是两个并行的体系,制度层面的沿袭并未形成理论层面的直接影响。

从《风月词珍》和《山歌》看明代桐城歌

桐城歌是安徽桐城地区一种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地方民歌,明代以来,这种出于闾巷、独抒性灵的民间歌谣,得以跻身于时调杂曲之列,或为吟唱或被念诵,刊布成帙、影响深远。先后被文人冯梦龙、顾起元、李子汇等广为辑录。据文献考证,明代收录桐城歌最多的是《风月词珍》,影响最大的是《山歌》,其蕴含的独特社会背景、审美特征、艺术形式,鲜活而生动地反映了有明一代桐城地区社会文化图景和风俗人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越王李贞事迹发微

越王李贞为唐太宗第八子,与纪王李慎齐名,官至太子少保、豫州刺史,以有才干而著称。但文献中对他的才干很少涉及,主要记载了他起兵反对武则天的事迹。虽然起兵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成为武则天打击李唐宗室的重要因素。武则天镇压了越王贞,但保留了他在绵州修建的越王楼。

释“播掿”——兼谈“落”字族叠韵联绵词的孳乳

"播掿"一词仅见于《乐府诗集》,前贤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播掿"应为"薄落"的音变体,其衍生方式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由单音词"落"衍音产生叠韵联绵词"薄落",再由"薄落"音转为"播掿"。"播掿"义犹"落魄",状处境衰落失意之貌,属于"落"字族叠韵联绵词。

“按鉴”考证音释与理学视野下的小说评论——周曰校本与夏振宇本《三国志演义》的评注研究

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三国志演义》是《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中相对更为历史化的两种刻本。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刊刻者参考理学家的历史论著,依照史学体例,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评注。这两种刻本的校订刊行虽未明确标出"评点"、"批评"字样,但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备了评点本的功能。通过分析两种刻本的评注文字,阐释其受理学家历史观影响下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历史化评论,揭示其在小说评点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瑜不掩瑕——《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得失(续)

继续举证说明《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方面的疏失。这些例证包括对“譣詖、则悦、大格、伤手、自无、妙度、牵课、一音、鹿轮、揩草鍼殳、故、绝、录、无得称焉、校广”等的误释或未释。

雷跃龙任礼部尚书年代考

雷跃龙是明末及南明时期云南新兴籍(今玉溪)的重要官员,曾担任礼部尚书。雷跃龙担任礼部尚书的年代不是崇祯年间或崇祯十六年,而是南明永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