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隐私空间偷拍行为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法律针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侵犯公民隐私的偷拍行为有明确规定,对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器材的销售、使用环节也有明确管控,可见我国法律对偷拍行为的规制并非空白,但仍存不足。一是现有罪名与所保护的法益不匹配,二是立法惩戒力度小,三是事前预防机制不足。借鉴日韩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偷拍行为的法律规制经验,建议增添“窥视窃听窃录罪”,将“偷拍行为”入刑,并划分情节轻重;完善事前预防机制,设立窃照器材交易实名制和窃照器材排查制度。

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论无证搜查的程序性原则

无证搜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具有内在的损害被搜查对象利益的可能性,这就要求立法对其从程序原则性上进行控制。搜查必要性原则解决了无证搜查存在的根本基础,情形紧急原则进一步限制了无证搜查的范围,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原则能最大程度发挥无证搜查与保护被搜查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作用,法定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无证搜查的依法进行,在为无证搜查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使无证搜查制度获得正当品性。

传统中国的儒家理性、公共领域与政法协商——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的比较研究

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以交往理性观念为基础,以平等参与的商谈民主政治为手段,为解决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了处方,是一种理想型的法哲学理论。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形成对比,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理性观念则强调：在承认参与者等级关系的基础上,以价值理性制约工具理性,进而达成和谐共识。在其影响之下,中国政法协商传统也与哈贝马斯的构想有相当差距,但是它的现实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哈贝马斯理论的理想主义缺陷,提供了另外一种规范的政法商谈进路。

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冲突与完善

警务信息公开既是公安机关的一项工作制度,又是一项法定制度,受到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及公安机关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制。在实践中,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与《保密法》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法律位阶低、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不确定、保密事项范围的确定任意扩大化、问责制度的缺失等。而制定《警务信息公开实施细则》、明确公开和不公开的范围、建立保密审查制度、规范问责制度,是调整和完善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有效途径。

再论儒、法、道合流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秦朝法家的"霸道"、有汉朝儒术的"独尊",但传统文化"一家独尊"的局面实质上并未真正形成,儒、法、道等思想或明或暗的合流已是不争的事实,"阳儒阴法"、"外儒内道"、"儒道互补"的文化总格局基调已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但"儒家思想成首选、其余各家思想为补充"的原因却值得深思。本文正是基于对儒、法、道三家思想的再分析,认为三者的同源同质性是三者合流的基础,对小农社会的主动适应及其思想的制度化设计则是儒家显性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秘密侦查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犯罪形式日益多样,秘密侦查逐渐成为侦查机关打击、控制犯罪的重要措施,同时在实施秘密侦查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对公众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更好地发挥秘密侦查的积极作用,需要在了解秘密侦查内涵、特点的基础上,发现秘密侦查中的缺陷和不足,从理念和制度建构的层面进行全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