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的时与地再探

《史记》中有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之说,古今学者罕有异议,以至成为定论。但详细考察《史记》此说的史料来源,发现其本之于《秦记》,而后者仅记周幽王十一年幽王被杀,秦襄公被封为诸侯。至于周东徙洛邑事,虽在周幽王十一年之后,至于具体在何年,《秦记》并未明确。实际上,《史记》中的这一说法基于司马迁个人的推断,未有可靠资料凭据。根据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可知,平王东迁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过程:平王元年东迁的地点是成周,即考古所发现的韩旗成周;再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平王三十三年之后又从韩旗成周迁至洛邑,即考古所发现的涧河王城。《史记》将这一过程笼统地说成平王元年东迁洛邑,并不准确。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知识标注与计量分析初探

基于古籍文本知识挖掘和知识库构建、围绕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等视角展开的计算人文探索,已逐渐成为古籍保护和研究利用的重要方向。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引书研究能够为传统研究问题带来新思路与新技术,拓宽古籍研究视角,提供可靠数据支撑。本文以人工标注结合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史记》三家注中的引书知识进行了标注研究,随后分别从分类视角和三家注对比的视角出发统计并呈现了引书和引用作者的分布规律。本研究以《史记》三家注为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古籍引书知识标注技术流程和框架,并将统计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了古籍引书研究,对于推动和完善《史记》研究和古籍引书研究均具有参考价值。

“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的《史记》阅读可分三类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中后期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展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另一方面,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模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者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其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的女性观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女性教育受到重视。才女的阅读视野冲破女子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既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更能体会回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史记》凡例与新文本生产

《史记》版本众多,文本形态复杂,在新文本生产过程中,编刊者的新文本意识、编纂意图与时代风潮不同,使得《史记》凡例内容、位置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记》新文本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有凡例可寻,在凡例形态正式确立之前,它的功能通常被书序、序例、史例、义例等形式承担。唐宋明诸本《史记》凡例体式日渐成熟,以“副文本”形态独立呈现,但凡例编纂宗旨与阅读指南的作用却始终存在。诸多《史记》凡例揭橥不同文本形态的《史记》新文本发展路径,同时也为《史记》的版本鉴定与源流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论元散曲对《史记》项羽形象之接受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史蕴文资——试论史学视域下台湾妈祖宫庙志编修问题与方向

台湾地区妈祖庙志编纂始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规模、历史的妈祖庙纷纷编修庙史,保存和记录庙宇的历史沿革、建筑变迁、宗教活动。但也因各庙的立场与编撰史家因素,故衍生出各种矛盾。本文系以史学为视角,提出中国传统史学家所需之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四长为思考,提供庙志撰述者参考。主张当代庙志的编修,应考量多元性与复杂性,除庙志应有的内容外,各庙可以彰显其特色亮点。建议应先展开资料盘整与区域研究,通过研讨,广泛交流,形成共识,逐步建构以“史实”为根据的妈祖信仰谱系。此外,应推动庙志的区域性资料研究,考量建立数字妈祖庙志与实体之图书馆。

论杭世骏方志序跋及其价值

探析杭世骏方志序跋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发现杭世骏方志序跋,不仅详细记载了地方志书的编纂经过、修志宗旨和资料来源,还深入探讨了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为后人研究地方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也为后人考查杭世骏交友情况以及洞悉康乾时期的文学生态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杭世骏方志序跋文字优美,考据严谨,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学术素养,也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修志观念,对推动清代方志编纂和文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华兹生英译《史记》的叙事结构特征

华兹生英译《史记》在向西方普通读者介绍《史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40多年来，享誉学术界．探讨华译《史记》的叙事结构特征及其基础，并分析其社会历史渊源对于我国学界今天英译历史典籍的策略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的战争观(一)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他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等有深刻的见解。司马迁的战争观直到今天仍有其闪光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司马迁的战争观(二)

司马迁虽然不是纯粹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在对先秦军事思想充分吸纳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独到的战争观。司马迁对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及战争目的也有自己的认识。司马迁的战争观涉及战争观的基本方面的同时,在理论性与系统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它通达而富有智慧,具有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

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之一,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写人学习《史记》传统,颇得史迁之神韵。而其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既继承前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是作者表达感情和评价人物的重要形式,《伶官传序》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其经典化的过程,显示了《新五代史》不朽的文学价值。

《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刍议

古今中外的《史记》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如何进行有效的整理,为理论研究和"史记学"的发展提供依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在《史记》文学资料索引、汇集评论、典籍整理、书目解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亟需对中外《史记》文学资料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整理,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为《史记》研究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 ,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 ,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 ,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 ,备受统治者青睐 ,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 ,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 ,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 ,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