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ient Charm in a Modern World Kashgar’s old city recalls Silk Road’s history and time-honored traditions

[Kashgar is] the best-preserved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Islamic city to be found anywhere in Central Asia.

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综述

为了深化地震灾害史的研究,为今后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缕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地震灾害相关研究成果,以展现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现状。研究表明,清代地震史料收集、地震总体研究、地震专题研究、地震灾害应对等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但也存在史料挖掘运用不足、研究视角与维度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献,以交叉研究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森列”与“饾饤”:南宋园林假山营造的两种类型及其结合发展

现有中国园林史研究已经认识到南宋是园林中石假山营造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然而南宋园林假山营造的具体方式及其形态特点尚未得到有效探讨。在深入研读相关文献与图像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来源与后世影响,探讨南宋园林假山营造的类型及其发展。首先从“置”与“叠”2种基本方式出发,在历史语境中探讨“森列”与“饾饤”这2类南宋常见的假山营造类型及其来源与影响;进而关注二者在仿“飞来峰”营造中的结合与发展,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南宋,乃至其后的石假山营造。这一研究将对其后中国园林假山发展的认识,乃至当代假山特点的理解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基础。

不可忽视的经历:19世纪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城互动历程研究

芝加哥大学早期发展经历在缔造其卓越大学的地位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世纪50年代建立伊始,芝加哥大学便初具与城市互动的意识,不断贴近城市需求,但由于实际办学的偏差,城市与大学互动艰难,最终走向破产。19世纪90年代后,崭新的芝加哥大学努力与城市磨合,实现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的良性发展局面。凭借专业知识,芝加哥大学不断获得芝加哥城认可,用“好理念”赢得城市好感、“新知识”教育城市公民,更以“真科学”解决城市问题。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医社、药市、信仰: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

明清时期,经历代沿传累积,以杭州吴山及周边街区为中心,形成一个以医者、药商、民众为主体,包括医学、诊疗、药市、信仰等多维空间在内的医疗社会。在杭州的城市空间中,吴山处西湖东南之畔,又临杭州商业中心清河坊街,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文社汇聚之地。尤其特别之处,吴山为城中之山。山上庙宇林立,山顶平升处有药王庙矗立,既是药商同业祭祀聚会之处,又是民众祈拜安康之所。山间有侣山堂,是张志聪、高世栻等行医讲学处,亦为后人所言钱塘医派的主要活动地。吴山之侧还有名医汇集。在山下及坊街上,诸多知名药堂、药铺开设于此。时间序列上的累积,街区空间上的汇集,体现了医、病、药之间紧密的市场和社会关联,构建起以吴山为中心的医疗社会。这一医疗社会既呈现了以医者、药商为主体的医疗行业之链,也是杭州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植并嵌合于杭州的历史进程及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它既为在地民众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维系着医疗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表明,“医疗社会”不只具有学科及认知意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是具化可见的历史实态。

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环境史视野下辽金韩州城迁徙考论

人是以自然环境为依托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自然环境又影响和制约人的生计活动。辽金时期韩州治所韩州城的建置及迁徙就是环境制约下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辽圣宗时韩州城(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始建于科尔沁沙地东南缘,后来因气候转寒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韩州城受风沙围困,兴宗时被迫徙于白塔寨(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金初,地处白塔寨的韩州城又因受辽河水患侵扰,迁至柳河县(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八面城镇);海陵王时,地处柳河县的韩州城因地理位置偏僻,又迁徙到九百奚营(位于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白山乡)。韩州城的“三迁四治”反映了辽金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及区域环境变迁,是辽金时期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缩影。

年轻学者勿轻言中国无奴隶社会——读《臣、小臣与商周社会》的一点意见

《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一书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臣”不是奴隶,而是“长”,其身份不低。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也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先秦时期存在着众多奴隶,奴隶除可称为“臣”外,还有其他不少称呼。这一点从西周金文资料清楚可见。此外,奴隶社会还有不少其他标识。郭沫若等老一辈学术大师认为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我们的年轻学者不应轻言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

当世谁知冷宦贤--汪曰桢治学成就述评

湖州籍晚清著名学者汪曰桢学问广博,一生著作等身。天算农医四个中国传统科技分支,他均有程度不等的贡献。其中,尤以方志纂修和历史年代学的成就最为显要,得到当世和后世学者的高度认可。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论明代女教书籍出版的社会秩序建构意义

明代女教书籍出版数量居历朝之冠,出版主体的身份明显趋于多样化,女性编撰者有皇后、太后、贵妃与民妇,男性编撰者有文官、藩王与士大夫,官、私、坊皆有刊刻。本文借鉴身份认同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明代出版女教书籍陡然增多的深层社会原因,探寻明代女教书籍出版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

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所建,入关后尤为重视文治。在帝王的亲自干预和朝廷主导下,开设了大量史馆,形成了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史书文本的建构是“大一统”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从不同视角立体书写着清朝孜孜追求的“大一统”观。清朝通过“明清易代”的史学表达传递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开创方略体记录王朝战争史昭示帝王“武功”,刻画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一统志为核心的系列志书编纂,则是为着重书写清朝远迈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规模。清朝如何利用史书文本来书写“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指称方式,有“王朝”“帝国”异说。以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研究主题之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同时使用两种说法。有学者强调,在研究中,不应称王朝为“帝国”,以为清末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帝国”之说,并建议有关“王朝”的研究应避免使用“帝国”“国家”一类“具有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就此有必要讨论。中国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是不确实的。而实际上“王朝”这一语词在历史记述中也并未见普遍通行。其实,“王朝”概念同样会面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而“国家”一类词语使用较早,汉镜铭文已有实例,恐怕不宜理解为“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也许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帝国”“国家”一类词语,应当允许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学术论著中使用。

“翠色真红”--生活史视野下宋女生活服色考论

长期以来,宋女日常服色的观点抵牾杂驳,聚讼纷纭。文章通过梳理过往研究,以社会生活史为基本视野,以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绘画、出土实物、札记、诗文等探讨宋代女性生活服饰色彩的总体情状。文章认为宋代女装色彩浓艳绚烂和质朴淡雅两种格调并峙。文章从皮尔斯“规约符号”的观点出发,认为色彩作为规约符号在政治场合之外、日常生活里只在男性群体中发挥作用,在女性那里并没有具体明晰的规范。宋代女性服色的研究通常以传世绘画为端绪。然而,大多数为文人主持并收藏流转的绘画并不能完整反映时装服色系统的真实情况,政治理念与生活实践之间存在张力与裂隙。宋代女性生活色彩丰富多变。色彩研究必须认识到历史的参与者,即“人”的复杂性,并从日常生活的多重视角出发,才能在丰富纷杂的历史材料中括撮出女服色彩的具体写真。

明清时期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大规模向东南亚、琉球与日本等国传播,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传播主要是基于福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通过移民在祖籍地所崇祀的神祇“分身”或“分香”方式予以实现,其外传的途径与福建海外移民的迁徙路线大体一致。福建沿海各地的主要民间神祇伴随移民传往海外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个海外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圈,呈现出祖籍地神祇信仰、血缘祖先崇拜、实用功利性、多元融合性等特点。海外福建移民在寓居地积极创建各种祖籍地的庙宇,参与各种族亲宗教信仰等活动,在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维护华侨社会团结、保障华侨基本权益、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史》民族列传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历史研究述论

《北史》作为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的重要史著,其成书过程、删削增补已在学界得到充分探讨,但对该书民族列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对《北史》民族列传所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发展情况以及各民族与北朝政权的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可明确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涵,而且可从《北史》通代的民族史叙述中凸显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仅为举业而作?”:明代科举化经学价值的再认识

自清代以来,学者大多对明代科举化经学持否定态度,将其与传统经学对立起来。明代科举化经学作为明代制度与社会文化交织影响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等方面的考察,重新审视明代科举化经学的特点与价值,其虽然偏离传统经学的研究路径,但也承担了明代社会一定程度上所必要的功用属性,对于明代经学的传播与普及具有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