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文解字》火部字看古代文化习俗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同时也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化习俗。《说文解字》共收火部字112个,重文15个,记录了古代先民对火的认识,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对《说文解字》火部字的研究,用以字(词)证史的方法,来探究古代先民对火的认识、烹饪方式、照明取暖条件、祭祀习俗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调肝活血汤联合palomo手术对精索静脉曲张症患者精浆氧化应激干预的研究

目的:观察经验方"调肝活血汤"联合palomo手术对精索静脉曲张症患者精浆氧化应激的影响。方法:选取99名精索静脉曲张症相关不育患者分成3组。试验组(G1)采用调肝活血汤联合palomo手术治疗,中药对照组(G2)单独采用调肝活血汤口服,手术对照组(G3)采用palomo手术共6个月,观察治疗前后精液质量和精浆ROS、NO、SOD、TAC的变化情况。结果:试验组精液质量和精浆TAC、SOD水平显著改善;ROS和NO有所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调肝活血汤联合palomo术能干预精浆中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提高精液质量。

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

芝兰玉树生阶庭——从陈郡谢氏文人赋的创作看其家风与家学的关系

陈郡阳夏谢氏是六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族,他们不仅是南北朝时期诗坛上实力雄厚的创作群体,在赋的创作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以及艺术特点等方面表现出很多的共性。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谢氏文人赋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家族遗传和影响分不开的。

三寺村“快活”民俗的伦理性探析

"快活"民俗被认为是社火游艺中颇为特殊的种类,属于以视觉装扮为传播方式的哑戏艺术形态。此类民俗与大多数社火事像在文化功能上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是借助迷幻的化妆手段造成血腥暴力的展现效果,并以善恶报应、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为其文化内核,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和教化性特征。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快活"民俗事像中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的潜在因素。

河津跳火民俗的社会空间意义

河津跳火民俗不仅是单一的民俗事项,以它为核心还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包括权力与文化建构。前者为跳火对家庭、个人的意义,后者则是民众对跳火的认知。在传统时代,跳火对个人的意义主要为通过信仰这一心理暗示,使人们扫除恐惧,获得安慰,增强信心;对家庭的主要意义为使家长通过对跳火事项、祭祀仪式的主持,加强家庭控制。现代,跳火意义发生很大转变,由神秘的火崇拜仪式转变为娱乐家众、为亲人祈福的活动。近年来,城市化的加剧等多种因素使河津跳火民俗受到重创。笔者据此提出保护河津民俗的建议,以达到使之得以继续流传的终极关怀目的。

民俗文化与民间记忆——重读孟获

有关孟获的历史遗址、民俗文化主要存在于中国西南的川、黔、滇等地。在综合前人研究孟获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去发现历史,通过分析当地民风民俗特色进一步解读孟获其人及影响,让民间传说的记忆为研究民族地区的民俗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关注扎根于生活的民俗文化是否得到保持与新生。

民间司法公正视野下的民俗特征及其意义研究--大巴山民俗“请‘火’姑娘”中的法文化解读

大巴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传统的农耕生活,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民风民俗。其中,民俗"请‘火’姑娘"反映了世代大巴山人朴素的正义观念,讲述了传统大巴山民众对世俗司法的构想与憧憬及对司法公正的无限追求。本文基于大巴山民俗"请‘火’姑娘"的民俗特征、功效,继而结合法律科学对其映射出的民间司法公正观念、审判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和现存的意义进行解读,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巴山民间法制观念及信仰做出正确引导。

明清西南少数民族跳月习俗的汉文书写及其意涵

跳月是明清西南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婚俗,其主要意义为“自相择配”,同时与节庆、娱乐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异域文化特质,引发官方与民间文人的高度关注。他们以史志、杂记、诗歌等文体为依托,创作了大量反映跳月习俗的篇章,在表露自身思想情感的同时,也为拓展汉文书写的题材领域,促进不同族群、地域的文化交流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些书写总体呈现由“史”向“文”的转向,其创作意涵也由“变夷为夏”的政教目标,更多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欣赏。在他们的渲染下,跳月成为当时及后世人们的西南想象中最亮丽的一道人文景观。

“隐性控制”下的垂直管理部门自主性研究——兼论垂直管理下政府间条块关系的嬗变

不同于“双重领导”机构受地方政府干预,既有研究认为“单一领导”的垂直管理机构设立的目标是保持组织运作的独立性。然而,垂直管理机构下级有时在上级与地方政府发生目标冲突时选择违背上级而服从地方政府,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这一反常行为应当如何解释?这引出了本文的核心关切: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行动边界在哪里?在垂管“下级服从上级”的背景下,如何系统性解释垂管下级的“自主性”行为?研究发现,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同时影响垂直管理机构下级。垂直管理机构遵循行政逻辑,地方政府遵循行政逻辑与政治逻辑,两者逻辑的排列组合影响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行为。文章提出一个解释: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行为可分为传统型、类传统型和反传统型三种模式,三种模式是其面对“行政逻辑”与“政治逻辑”的策略性选择。一般而言,既有研究认为垂直管理机构“下级服从上级”表现为传统型或类传统型的模式,而垂直管理机构下级有时会出现遵循地方政府的反传统型行为模式,地方政府对于垂直管理机构下级的“隐性控制”是垂直管理机构下级遵循其逻辑的关键。文章以V海关检验检疫变迁为例,通过阐述V海关各阶段检验检疫的运作展现垂直管理机构下级面对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作为垂直管理的典型案例,海关的案例意味着不同垂管程度的“下级违背上级”可能在其他垂直管理机构存在。由此,文章提出的解释逻辑为理解垂直管理制度以及政府间条块关系提供了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