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经立义”与“兼采百家”:论《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模式

从理论建构模式的层面来认识《文心雕龙》如何“弥纶群言”,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总体而言,“依经立义”是《文心雕龙》最突出的理论建构范式;同时,《文心雕龙》也兼采纬书、楚辞、子书、史书及前代文论的有益成分。“奇正观”正是刘勰处理“依经”与“兼采”相互关系的原则。“依经立义”为主而“兼采百家”,这样的理论建构模式最终造成《文心雕龙》地负海涵的宏大格局。

《文心雕龙》英译的社会学考察——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实践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解释作为社会实践的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活动。施友忠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其在翻译场域找到了恰当的定位;其翻译能力使其得体地处理各种翻译问题;其故国情怀使其恪守翻译伦理,主要采用异化翻译忠实传达原著思想;其文化资本使其英译本广为接受,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关注和讨论,提高了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场域、惯习与资本的联合互动可以创造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文心雕龙》总论中的美育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总论包含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文章,不仅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艺观点、论文主张,而且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美育思想,概而言之,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以儒家征圣宗经思想为美育指导思想;二是以文学教化功能为美育具体形式;三是以天人合一境界为美育理想境界。这些思想既对审美创造、审美鉴赏以及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建设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还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美育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论《文心雕龙》所具备的现代学术品格

《文心雕龙》是中古时期诞生的一部文学批评巨著,但是直到一千四百年之后才成为世界“显学”。现代的学术眼光审视下,《文心雕龙》具备了学术创新、学术勇气、学术自信与学术格局四种现代学术品格,对当下的学术研究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关于中西方两种美学观的比较论纲——隐秀说和显隐说的相似性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当代艺术学、文论和美学学科建设应如何继承传统、借鉴中外,这通过学说之间的比较研究可获得启示价值。比较中国古代美学隐秀说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显隐说,可发现其间虽然反差巨大,但审美原则、审美思路、表达方式和方法论等却具有多方面相似性,所用范畴具有形而上的及难以推论、阐释之特征,都具"万物一体"的审美境界;其本体论相近且审美路径都纳入了非现实的变量;都围绕着显-隐互动线索而抽象统一性相通,即本于显(显现、秀)-隐(隐蔽、遮蔽)二重性共时而交互的运作,究其相似的成因都和老庄之道有些关联。据此,还可证文艺美学、艺术哲学建设若在坚持主客体对立的方法论基础上联系本体论,亦可发现新的思维路径而增强生命力。

新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综述(下)

在新世纪,《文心雕龙》研究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在继承以往"龙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在不少方面有了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全文从思想文化研究、文体论研究、批评方法论研究、学术史研究、跨文化研究、言说方式研究6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予以归纳综述。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评析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佳作,语言凝练,论述严谨,寓意深刻。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以及翻译操控的三个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使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很大的转折。文章将文本翻译置于改写理论的框架中,主要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三个角度解读宇文所安《文心雕龙》的英译本,分析三者对宇文所安英译本的操纵,从而论证分析改写理论对宇文所安译本的适应性。

南朝“物色”考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一

《文选·赋》"物色"类与《文心雕龙·物色》中的"物色"该作何解,学界意见纷纭。在关于"物色"的种种解释中,当以李善注为宜,然尚有进一步明确的空间与必要。南朝"物色"所具有的四种意义,既可与先秦两汉之"物色"义相衔接,又能分别圆通地解释其时文献中的各处"物色"。《文心雕龙·物色》《文选·赋》"物色"类与南朝部分诗文中的"物色",其内涵当指"在时间流逝中变幻的自然物象",其外延应包括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春夏秋冬之四季变幻景物与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

秘响傍通,伏采潜发——从互文性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原道》中“文”的翻译

<文心雕龙·原道>中的"文"是一个文化内涵丰富的概念.只有借助广泛的源语社会文化互文资源,"文"的含意才能够在语际交流中获得有效的传达.经典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转达需要互文的支持.

《文心雕龙·神思》集校、集注集释、篇旨述要

"秉心养术"不当校为"养心秉术";"视布于麻,虽云未费"的"费",不当校为"贵"。"研阅以穷照"的"阅",解作"阅历"或"阅览",各有理据;"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指在想象活动展开之初一切"规矩""刻镂"都尚无形迹;"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指不能够用理性的或理论性的话语将创造艺术精微之奥妙、方法或规律追述出来,刘勰自己因此停笔不论。"神思",理解为"心思"、"神妙的思维活动"、"兴到神来"、"精神的思虑活动",似不如理解为"神运之思"。《神思》并非《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总论,也主要不是艺术构思论,《神思》的论述重心,是艺术想象。《神思》提出了艺术想象的概念亦即"神思",从理论上概括出了艺术想象的三个本质特征,使"神思"成为一个概念明确、内涵饱满的重要理论范畴。《神思》是中国古代艺术想象论的最高峰。就对艺术构思、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的讨论来看,《神思》想象论明显优于西方古典文论中的想象论,实已达到近现代文艺理论对艺术想象的一般认识水平了。

新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综述(上)

在新世纪,《文心雕龙》研究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在继承以往"龙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在不少方面有了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全文从思想文化研究,文体论研究,批评方法论研究、学术史研究、跨文化研究、言说方式研究6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严以归纳综述。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再论《文心雕龙》的朴素唯物主义性质及其统一性

著名学者王元化把《文心雕龙》的“道”、“太极”、“道心”、“神理”等理解为魏晋玄学的“本无”———主宰宇宙变化的“绝对精神”,是神秘不可知的;而且认为该书对“圣人之心”的作用作了“荒诞的夸大”,故其理论体系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并存在体与用的矛盾。本文主要通过文本论证《文心雕龙》之道是可以认识的,不应等同于玄学神秘虚无的“本无”,而且全书贯穿朴素唯物论思想,其总论即“枢纽”论与文体论、创作论是统一的,不存在体与用的矛盾。

从“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的偏颇看刘勰文艺思想的保守成分

刘勰“情以物兴 ,故义必明雅”的观点 ,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由此带来的是他对晋宋之际一些新的文学现象在关注时的偏见。

关于《文选》与《文心雕龙》文学观的同异问题——《文选》与《文心雕龙》比较(下)

《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文”的范围大致是相同的。这体现着南朝人对“文”的共识:以集部各体为“文”。从功用上看,《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学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虽或多或少因之于两书的性质不同,然其主要的显然是著者(编纂者)对“文”本身价值取向有别而来。《文选》只严“体”之界,而不像《文心雕龙》那样重视严格意义上的辨体。这主要是昭明太子与舍人文学观的不同而分别反映在《文选》与《文心雕龙》上所致。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论文方法初探

“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以刘勰本人对于“中(衷)”、“折衷”的叙述话语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心雕龙》中的“中(衷)”指的是文章自身内在的合理规定性;其“折衷”是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来把握这种规定性。刘勰对于具体“文事”的分析、评定,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文心雕龙·乐府》“诗为乐心”说新解

刘勰提出"诗为乐心"说,含义有以下几端:从创作来看,先有诗,后有乐;从风格来看,诗之雅郑决定着乐之雅郑;从欣赏来看,要欣赏乐,须先理解诗;从功能来看,乐以动耳,诗以感心,二者共成移风易俗之功;从文体来看,决定乐府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质的是诗而不是乐。

“命题”与《文心雕龙》之理论建构

运用大量的"命题"进行理论建构是《文心雕龙》的一个显著特色。刘勰在全书提出了二百多个命题,这些命题凝聚着《文心雕龙》的思想精髓,对于全书的理论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命题是《文心雕龙》各篇表述思想观点的主要方式;第二,命题对于《文心雕龙》理论系统之建构具有举足轻重之作用;第三,命题直接体现了本书的理论价值。这些意义表明,命题是揭开《文心雕龙》理论系统奥秘的一把钥匙,对其展开探索是开拓"龙学"研究新局面的重要路径。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